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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15次治疗时，我使用这种看法来挑战凯的观点中的错误概念。首先，我强调，如果她要对她弟弟的死负责，她应该是引起死亡的原因。由于自杀的原因即便是专家也并不知道，所以没有理由得出结论——她是自杀的原因。 我告诉她如果我们必须去猜想他自杀的原因的话，那也是他自己的错误信念，认为他没有希望没有价值，他已经不值得活下去了。既然她不能控制他的思想，所以她不能为导致他结束生命的非逻辑假设负责。这些是他的错误，而不是她的错误。所以，在假定要为他的情绪和行为负责时，她做了一些不在她控制范围之内的事情。任何人最多能够或希望她尽量帮助他，因为这是在她的能力范围之内的。 我强调说她没有必要用知识来阻止他的死亡，这并不是她的错。假如她明白他正试图自杀，她肯定会以不管哪种方式尽可能地去阻止。但是，由于她并不具有这种知识，所以她没有可能去干预。所以，责备她要为他的死负责事实上是不合逻辑的，假定她可以绝对准确地预测未来，并且能够支配宇宙中所有的知识。既然这两种期望都是非常不现实的，所以她就没有理由藐视自己。我还指出，即便是专业的治疗专家，对于人性的知识也并不是没有错误的，即便他们被认为是专家，他们也经常被有自杀倾向的病人所迷惑。 总而言之，坚持说她要为他的行为负责是一个重大错误，因为她并不能从根本上控制他。我强调说，她对自己的生命和生活状况负有责任。在这一点上，她明白她是在不负责任的行动，不是因为她“让他倒下了”，而是因为她让她自己变得抑郁，并且自己也企图自杀。负责任的事情就是要拒绝这种内疚感，终止抑郁，然后去追求一种快乐而又满足的生活。这才是以一种负责任的方式在行动。 这次讨论引起了她情绪上的快速改善。凯在其态度上有了根本性的转变。她意识到我们已经揭示了促使她想去自杀的错误概念。所以她准备再继续治疗一段时间，以提高她的生活品质，驱散多年以来由于她弟弟的自杀而困扰她的周期性的压迫感。 没有痛苦的悲伤 问题又出来了，如果根本没有任何扭曲的话，“健康的悲伤”的本质是什么呢？或者换一句话说，难道悲伤确实需要包括痛苦？ 我并不敢声称我知道这一问题的确切答案，但是我可以和大家一起分享我在做不安全医学学生时所经历的一些体验，当时我在加利福尼亚斯坦福大学医学中心医院的巡回诊所做泌尿科方面的服务。我被安排接待一位老人，他最近刚成功地做了一个肾部瘤切除手术。工作人员希望他能够很快的出院，但是他的肝功能突然开始恶化，检查发现，这个瘤已经扩散到了他的肝。这一综合症是无法治疗的，所以几天之内，他的健康状况迅速恶化。在他的肝功能恶化过程中，他慢慢开始变得神志不清，慢慢进入没有意识的状态。他的妻子意识到了这种情况的严重性，48个小时坐在他身边。当她疲劳时，她的头倒在他的床上，但是她就是不肯离开，有时她会俯在他的耳朵边对他说：“老头子，我爱你。”由于他的病情进入危险时期，他们这个大家族的成员包括儿子、孙子和重孙子都开始从加利福尼亚的各个地方来到了医院。 到了晚上，主治医生要我留下来陪病人，参加会诊，当我进入房间时，我意识到他已经进入昏迷状态。大约有810个亲戚在那里，他们中有些非常老，而另外一些则非常年轻。尽管他们模模糊糊地意识到了他的情况的严重性，他们还是没有被告知情况有多么严重。他的一个儿子，就是站在尽头的一位年长的绅士问我是否能够把插在他膀胱的导尿管取出来。我意识到取出这个导尿管对他的家人来说他已经死了，所以我就去问医护人员这样做是否合适。医护人员告诉我可以这么做，因为他确实已经死了。他们向我演示了一下怎样取出导尿管，于是我走回病人身边做这件事，家人在一旁等着。当我开始这么做时，他们意识到某种支持已经被移走了，这位儿子说：“谢谢你，我知道这会让他不舒服，他也愿意这么做的。”然后，这位儿子转向我，似乎是要证实这个行为的意义，他问我：“大夫，他的情况怎么样？我们能够期望什么？” 我突然感到一阵忧伤。我感到自己和这位体面的彬彬有礼的男人非常近，因为他让我想起我自己的祖父，我感到眼泪顺着我的面颊淌了下来。我必须做出决定，要么站在那里，让这家人在和我说话时看到我流泪，要么离开，掩饰我的感情。我选择留在了那里，充满感情地对他们说：“他是一位很好的人。尽管他已经接近昏迷了，他还可以听到你们说话，今晚他就要走完他的一生了，今晚就和他告别吧。”然后我哭泣着离开这个房间。家人也哭泣起来，坐在了床上，他们对着他说话，向他道别。随后的几个小时，他昏迷得越来越深，最终失去意识死去了。 尽管他的死对于他的家人和对于我来说是很悲伤的一件事情，但是这是我永远难忘的一个亲切而又优美的体验。失去的感觉和哭泣提醒我——“你可以爱，你可以关怀。”这使得悲伤成为一个被提升了的体验，它对于我来说完全没有痛苦和伤害。从那以后，我还有过数次像这样让我掉眼泪的体验。对于我来说，悲伤代表着一种提升，一种非常庄严的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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