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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兰：噢，我们互相欣赏对方的公司。我们出去吃饭，我们交朋友。 戴维：好呀。还有呢？ 弗兰：我们一起骑马，我们打牌，我们看电影。他教我如何开车…… 戴维：你看，不到半分钟，你就列出了八种你们可以一起做的事情。假如在下一个疗程之前我让你继续列，你估计你能列出多少呢？ 弗兰：有很多。我可以想许多我们从来没有去想的事情，或许还是一些不同寻常的事情，如跳伞。 戴维：没错。你可能还会冒出一些更冒险的想法。要留意，有许多事情事实上你和约翰是可以做的，而你却认为你们不能做。比如说，你告诉我你们不能到海滩去。你提醒说你是多么喜欢游泳。能不能到一个更封闭一点的海滩，这样你就不至于有这么多自我意识了？如果我在海滩上，而你和约翰也在海滩上，他生理上的残疾在我看来并没有什么不同。事实上，最近我就和我的妻子和她的家人一起去了加利福尼亚塔豪湖的北部湖滨。我们游泳时，突然游到了一个天然湖滨，那里全是一些没有穿衣服的年轻人。当然，我事实上谁也没看，我只是想要你理解，但是尽管如此，我还是碰巧看到有一位年轻人右腿从膝盖以下都没有了，而他却在那里快乐地与其他年轻人嬉戏。所以我绝对不相信说某个人跛了或瘸了就不能到海滨游玩了。你认为呢？ 如此“难而现实”的问题能够这么容易地就得到解决，或者说像弗兰这样棘手的抑郁症状能够以这样简单的干预方式就改变了，对于这种看法，有人或许会耻笑。事实上，她确实报告说她的不舒适的感受已经全然改变了。治疗结束后，她感觉这是她多年来感觉最好的时候。为了巩固这种进步，她显然还需要继续努力，花上一段时间来改变她的思维方式，以保证她能够克服围着复杂的心理之网旋转并且陷进这个网中的坏习惯。 失去工作 由于西方文化中广泛流传着个人价值和幸福生活的能力与一个人的职业成功密切关联的看法，所以许多人会发现面临着失业威胁和失去谋生能力的威胁，一种潜在的无能感侵扰着他们。基于这一价值体系，似乎认为情绪上的抑郁与财务损失、职业失败或破产是不可避免地联系在一起的，并且认为这种看法是显而易见和非常现实的。 如果你就是这么认为的，那么我认为你将对哈尔感兴趣。哈尔是一位三个孩子的45岁的父亲。他和岳父在一家成功的商号里工作了十七年。三年前他来找我治疗。哈尔和他的岳父就商号的管理问题产生了一系列分歧，哈尔一怒之下辞去工作，放弃了他在商号的利益。随后的三年，他从一个工作跳到另外一个工作，但是却很难找到一份满意的工作。他似乎什么事都做不成，于是开始认为自己失败了。他妻子开始整日工作以贴补家用，这使得哈尔倍感耻辱，因为他一向以养家糊口者自居。随着岁月的流失，他的财务状况越来越坏了。他感到越来越抑郁，自尊也降至最低点。 当我第一次遇到哈尔的时候，他在一家房地产销售公司做实习生已经三个月了。他已经租出去了几套房子，但是还没有卖出去一套。由于有一套严格的佣金制度，他在这段时期的收入非常低。他为抑郁和延迟所折磨。有时他终日躺在家里，自己在想：“有什么用？我是一个失败者。没办法工作。躺在床上痛苦还少一些。” 哈尔志愿允许我们宾夕法尼亚大学精神病治疗训练计划的成员单方面观察我们的心理治疗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哈尔在其俱乐部一间锁着的屋子里进行了一次谈话。一位好朋友通知哈尔有兴趣买某一套房子。你或许会认为他知道这个消息后会欢呼雀跃，因为这一次代理签约会让他对这个职业充满自信，银行户头也会涨出很多。但是哈尔却没有去签约，他拖延了好几周。为什么？因为他想：“卖掉一个商业地产太复杂了。以前我从来没有做过。不管怎么说，他可能会在最后一分钟收回合同。这意味着我做不成这笔生意。而这也意味着是我的一个失败。” 随后，我和其他成员一起评价这一治疗。我想知道他们是怎样评价哈尔的消极、自挫性态度的。他们觉得哈尔事实上不适宜于销售工作，这种工作让他来做极为困难。我以此为材料准备做一次治疗。哈尔承认他对自己要比过去任何时候对待任何人更持批评态度。比如，如果他以为同伴失去了一笔大生意，他知道后会说：“又不是世界末日；继续努力！”而如果是他自己遇到这种情况，他就会说：“我是一个失败者。”事实上，哈尔承认他采取了“双重标准”——对待别人采取宽容和支持的态度，而对待自己则采取严厉的、批评的和惩罚性的态度。你可能也有同样的倾向。开始，哈尔以双重标准对自己有利来为自己辩护： 哈尔：喔，首先，我在别人那里的责任和利益不同于我自己的责任。 戴维：好。讲下去。 哈尔：如果他们不成功，根本不会影响我自己的日子，也不会对我自己的家庭有任何消极影响。所以，我之所以对这些事有兴趣是因为它会让一个人成功，但是…… 戴维：等一等，等一等，你说你感兴趣是因为它会让他们成功？ 哈尔：是的。我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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