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救亡与启蒙(1)(图) | |
| 林贤治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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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载:鲁迅画传 出版社:团结出版社 作者:林贤治 | |
![]() 1931年9月18日,日本驻关东军队突然袭击沈阳,接着入侵吉林、黑龙江。国民党政府采取不抵抗政策,致使短短三个月内,日军迅速占领了我国东北全境。国难当头。举国上下,一面是投降与倒退,一面是救亡运动的高涨。 从这时开始,鲁迅写下大量的时事评论,在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的同时,抨击国民党政府的投降政策和专制政策。这些时评,以《伪自由书》为最集中也最直接。在战争 鲁迅的深刻性还在于,他不但指出抗战的障碍来自统治阶层,而且来自国民自身。他常常把权力者的专制手段同国民的愚昧表现,把权力者的政治心理同国民的文化心理结合起来加以描述和分析,在使统治者无所遁形的同时,让国民意识到自身的责任。一面是救亡,一面是启蒙,不是救亡压倒启蒙,而是在救亡中启蒙,以启蒙从事救亡。在特定的救亡时期,启蒙的主要任务则在于打掉中国政治剧目主持人的欺骗性,把幕后的丑剧搬上前台。《二心集》的后半部,《南腔北调集》,《准风月谈》,都是这样的短小精炼,入木三分的文字。其中,《宣传与做戏》《经验》《谚语》《沙》《偶成》《漫与》《世故三味》《谣言世家》《火》《捣鬼心传》《现代史》《〈杀错了人〉异议》《二丑艺术》《华德焚书异同论》《由聋而哑》《同意和解释》等,都写得十分漂亮,比之《热风》诸篇什,更扎实,更沉着,更具藏锋。 在白色恐怖之下鲁迅的处境愈来愈艰难。上海事变以后,长达一个月内,甚至于流离失所,连一个可供写作的环境都没有了。正如他在信中所说:“时危人贱,任何人在何地皆可死。”一个中国人,一个知识分子,当此内忧外患的时代还能做什么呢?他心里想的,还是要说话,要写文章,打破禁锢的沉默。 1932年1月,《中学生》新年号征稿,要鲁迅面对中学生说说今后努力的方针。他的答复十分明确,说: 编辑先生: 请先生也许我回问一句,就是:我们现在有言论自由么?假如各先生说“不”,那么知道一定也不会怪我作声的。假如先生意以“面前站着一个中学生”之名,一定要逼我说一点,那么,我说:第一步要努力争取言论自由。 1932年间,在左翼批评家与“自由人”和“第三种人”之间,展开了一场新的论战。论战的中心,仍然是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 早在1931年底,胡秋原在他主编的《文化评论》创刊号当创刊词发表的《真理之檄》,还有《阿狗文艺论》,一面批判封建意识和南京政府的文化政策,一面批评左翼文化运动,把“普罗文学”和“民族主义文学”都称之为“阿狗文艺”。在左翼批评家的回击之下,后来又发表了《文化运动问题》《是谁为虎作伥》及《勿侵略文艺》等文,坚持自己的“自由人”观点,反对政治对艺术的介入,表明一种矛盾的立场和理论上的混乱。稍后,杜衡以苏汶为笔名加入了这场论战。他基本上站在胡秋原一边,提出“第三种人”的观点。从此,关于“自由人”的论争便转向“第三种人”的论争,论争的中心,也随之转移到《现代》杂志上。 鲁迅介入这场争论很晚,直至苏汶破门而出,才发表第一篇文章:《论“第三种人”》。作为左联盟员,苏汶竟然把矛头对准了“左翼文坛”;这种简直近于叛卖的立场和极不严肃的态度,使鲁迅非常反感。但是,他没有使用过去对付论敌的近乎刻毒的讽刺笔调,也没有使用周扬等往往把问题归结为阶级本质的简单化的做法,而是以雄辩的事实和显浅的比喻,辩说苏汶所言及的两个要害问题,即“第三种人”是否存在,以及大众文艺的价值问题。 在专制的现代中国,不做奴隶,就是奴才,简直没有逃路。无论如何以“自由”“中立”相标榜,最后难免要分化;所以在鲁迅看来,论证“第三种人”存在与否不重要,全部的意义在于政治实践。针对苏汶对“横暴的左翼文坛”的斥责,鲁迅说,左翼作家有着引导的责任,但在“一党专政”之下决没有超越指挥刀的威权,因此,所谓的“第三种人”也即“作者之群”说是因为左翼文坛的威吓而搁笔,也只能是自欺欺人的谎话而已。鲁迅承认,自有左翼文坛以来,理论家犯过错误,作家之中也确有“左而不作”的,并且还有由左而右,甚至化为民族主义文学的小卒,书坊的老板,敌党的探子的;但是,它依然按照固有的方向不断克服着,进军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