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这么想的，假如每个人都穿着讲究，那我也应该如此。我不认为因为自己是中国人或者身高特殊就该特殊。

　　走进峰会时我意外地遇到了NBA主席大卫·斯特恩。我在选秀时他没能到场。这是自2000年奥运会以来我第一次见到他。因为我在找洗手间，他跟我打招呼时我没有跟他多聊。他也没有太多时间，我没见过有谁像他那样，每天做那么多事的。他真是无处不在。

　　大卫·斯特恩（NBA联盟主席）:我们真没多少时间可以交谈，无论是在奥林匹克还是亚特兰大的全明星赛上。我们后来在第一个赛季中，在纽约共进午餐，我发现许多人已经认识到:姚是个很好的伙伴。甚至在亚特兰大我已经感觉到，他很喜爱这里并希望能尽最大努力打好球。既然他开始说英语，我们便开始了解他那有趣的幽默感以及作为一个如此出名的年轻人所具有的非常好的见解。拥有国际球员对我们的球迷来说是很有意思的事，因为他们可以通过该球员了解其他国家的人民。现在有一种启蒙行动正在进行中。比如金州勇士队的萨如那斯·马修里奥帮助我们理解俄罗斯人和立陶宛人的区别。我们也了解到克罗地亚人和塞尔维亚人谈不拢，南斯拉夫国家队解散了等等。真实的历史课一直持续着，有什么可以比有人从全世界人口最多、但我们又几乎一无所知的国度来到我们这里更具有历史性呢?于是你们便有了这位微笑的温和的运动员，因为有一支球队在选秀中将他作为首选，他被明确地定义为世界级球员。他就在这里，他个头巨大，会投篮，也很有天分。这很能引起球迷的兴趣。

　　峰会后我赶去全明星的媒体专场。整个赛季记者们都追着我，我第一次跟大鲨鱼奥尼尔过招时，有许多记者在场。但这一次，记者比我看到的任何时候都多。科林很幸运，他不用面对他们。现在回忆起来，在全明星周末，科林休息的时间比我多。为了节约时间，他们请了一个联合国的翻译来跟我工作。斯蒂夫坐在我旁边的桌子，但是记者太多，我看不见他。他们告诉我，仅从中国就来了30个记者。大多数的问题，那个赛季我已经听过很多遍了，但是由于我在同一个新翻译合作，我必须回答所有的问题，他才知道说什么。

　　而跟科林一起工作时，我就只需要看他一眼或者只是说，“你知道答案”，他就会替我回答。当一个记者问我，在全明星周末最期待的是什么，我说，“离开这个房间”，我说的时候面带笑容。

　　周六全明星训练开始前，NBA让我参加一个为当地学校的孩子安排的“阅读与提高”的活动。我很高兴去参加，但是我猜孩子们朗读英文比我好得多。LLCoolJ和其他的几个饶舌歌星也在那儿，我一个都不认识。我不听饶舌歌，对我来说太吵了，而且听上去不像音乐，我也听不懂歌词。我喜欢听亚洲女歌星的歌，因为我明白歌词，她们的声音也让我很平静。我这样说希望我的女朋友不会找我麻烦。

　　离开朗读活动我去参加全明星的练习。其实，“练习”可能不是个合适的词。我们说说笑笑，投了一些篮。大鲨鱼奥尼尔和我比鞋的尺码，他的比我大3英寸。我没亲眼看见，但是后来听说大鲨鱼奥尼尔在去更衣室的路上遇到我的父母，他非常友好，跟他们一起拍照，拥抱我爸妈，还吻了我妈。在中国，陌生人初次见面是不会亲吻的，也许到了这个地步，大鲨鱼奥尼尔对我们来说已经不算陌生人了吧。

　　我去科技峰会时，我妈去了佛来门鞋店，给我挑了双18号的黑色皮鞋配我的新西装。我真的很喜欢那双鞋。新人年结束后的一个夏天，我把它忘在北京了，为此我还郁闷过。

　　因为打周日的比赛而不必去打新人挑战赛了，我提出要坐在西部地区新人的席位上。我想和球队在一起，因为我觉得作为同一年的新人，我们就像朋友或兄弟。如果我能选择的话，我情愿穿上运动衣而不是西装，但全明星的周末不能那么做。没关系，一年一次的话我是可以做到。我希望每年能这样做一次。否则，你就不会看到我穿得很正式了。

　　穿运动衣去体育馆也许会更舒服，因为我们的轮胎爆了。亚特兰大的交通非常糟糕，比休斯顿还糟。因此司机想试着开到人行道上，以便让我们及时到达。结果轮胎就出了问题，撞到了马路牙子上。姚之队不想让我走出车外，但我想走走。我不想做一些跟常人不同的事情。你的车爆了胎，一定会下车走一下，不是吗?我当然也是。我不觉得这有什么问题。但是那时有许多车和人，大家疯狂地鸣喇叭，纷纷离开自己的车索要我的签名。反正交通那么拥挤，车也丢不了。一个安全人员为我们拦下了一辆开往体育馆的巴士。当我上车时，人们跟我击掌，欢呼:“姚明!姚明!”这很有趣。乘巴士对我来说好像是回到了上海。

　　也许我没有打新人挑战赛是件好事。整个比赛都没有人慢下来。没有人跑之字型，全是直线，上上下下，投篮前没有太多传递。

　　尽管我没有比赛，半场时我还是走进球员休息室，教练科顿·菲茨西蒙斯正在谈论我。

　　“你们都没有压力，”他说，然后指着我:“那个家伙有压力。他明天压力很大。你们接着打球吧，玩得开心点。”

　　我想说:“谢谢你提醒我，教练。”但是我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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