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吕斌

　　我正坐在办公桌前写稿子，觉得身后门刮进来一阵风，回头一看，是林子月走进来。他秃顶，小个儿，一乐嘴咧歪着，脸涨红，这是血压高。他拎着个大塑料袋子，鼓鼓的。整个一个老农形象。

　　他神态慌慌，傻笑着对我说：“你更坐得住呀！”

　　我跳起来。你当这林子月是谁呢。省文联文学杂志《绿草》副主编，我的恩师，我走上文学道路是他一手扶持的。我脑海里出现了一个疑问，他来怎么事先不来个电话？亲自登门我一个业余作者处也不正常呀！我慌不择路地问：“你啥时候来的？”

　　他神色慌乱却笑哈哈责怪我说：“我这不是刚到吗！”

　　我的问话有毛病吗？也许吧？不过，我觉得他的神态和语气都不正常，直说吧，在我一个有求于他、比如发表稿子的人面前，他完全可以住进宾馆后打一个电话来，我去看他，或者我们这么面对面地他应该拿拿身份，摆出一副上级来看望下级的派头。他不，他神态上有些神不守舍，口气上有些嘴硬心虚。他这是怎么啦？

　　他站在地中心撒目屋子，想坐又不好意思坐的样子，这更让我不解。我指着沙发说：“林老师，你坐，你坐！”

　　他小心地坐在沙发上，继续撒目屋子，评价办公室好坏，墙上书法字是什么体的等。他明显遮掩心中的不安。我边给他沏茶，边问他：“你坐什么车来的？”

　　省城离我们这个市一千多公里，我们市是本省最遥远偏僻的去处。他说：“坐火车。”他停一下，又说：“这硬坐子真不是人坐的，屁股要坐没了！”

　　我拎着壶惊讶地看着他，问：“你没坐卧铺？”

　　他撒目着屋子，不答。

　　我好奇地问：“你没有启上卧铺票？”

　　他看一眼我拎着的壶，阻拦我说：“你别沏茶，我不渴，坐下咱们说会儿话！”他急不可耐的样子。

　　我从他神态上看出他有急事、大事找我，我就坐在茶几另一边的沙发上。他向我伸过头来，压低声音说：“咱们上刘副市长那儿去一趟？”

　　他找刘副市长有什么事？他完全可以自己去找嘛。我和刘副市长是黑山县的老乡，因为他好写点散文，我们便有些来往。去年夏天刘副市长找我到他办公室，问我认识不认识省文学杂志主编副主编，我便说起了林子月。他很高兴，从办公桌上拿起一叠子纸，走到我面前，递给我说：“这是我写的几篇散文，你向他推荐一下，发不发都没有关系。”我明白，他说是发不发都没有关系，其实他是想发表。我回到单位就给林子月打个电话，林子月对刘副市长名字不熟，以为是“二把刀”作者，表示稿子难发，听我说此人是副市长，他来了精神，问分管啥？多大年龄？有无升迁可能？说：“马上给我寄来！”我把稿子寄过去后，很快在《绿草》上发表了两篇。刘副市长很高兴，见了我咧着嘴笑，我心里也很高兴。林子月够意思！

　　我侧过头去问林子月：“林老师，你找刘副市长有事吗？”

　　林子月又是责怪我的口气说：“怎么是找他？是路过这儿看看他。”

　　看看他好，这是好事，刘副市长也一定高兴，他心里一定想，我在省文学界人缘不错呀！你想，一个作者在上级文坛上混出好人缘，那就包括人品和作品，不得了啊！我高兴地说：“看看他是好事，咱们这就去。”我站了起来。

　　林子月又犹豫了，坐着不动，仰着头看着我说：“你是不是先给他打个电话，他再没有时间？平白无故地打搅他，他再不了意。”

　　嗐，他再忙，听说省文学杂志副主编来看他，他不得乐死，哪有不了意的道理，我说：“他再忙你大老远地来了，他还不推开政务会见你。”

　　林子月咧开嘴乐了，说：“听说法你和刘副市长的关系铁呀！”

　　我故意显示说：“这都是多少年的交情了。”

　　我带着林子月往楼下走的时候，见林子月拎着那个鼓鼓的塑料袋，碍眼，就像乡下人进城赶集似的，我站住说：“你这个塑料袋子先放到宾馆去吧。”

　　他看看塑料袋子，说：“我还没安排住宿呢。”见我犹豫，他说：“这里面有我随时用的东西。”

　　是这样，那就走吧。我边走边好奇地问他：“你这次下来干啥？”

　　他平淡地说：“上边呆腻了，下来采采风，约约稿子。”

　　我更加高兴，我当年初涉文坛，林子月帮助我改作品、朝我约稿儿，给我很大培养，他是我的人梯，他现在又再做着人梯的工作，是我市文坛的贵客，如果业余作者们听说他来了，还不蜂拥而至。

　　出了楼，横穿马路时，我不放心地问：“你就是看看刘副市长，什么事也没有。”

　　他啊啊着，说没事没事。

　　市政府就在马路对面。我们说着话走进市政府的院子，上到办公楼的四楼，到值班室问值班的秘书，刘副市长在不在？值班的秘书正在接电话，看我们一眼，点着头说：“在，他屋子里有几个人。”

　　林子月看着我说：“那咱们在这屋等一下。”他要坐在沙发上。秘书打完了电话，对我们说：“他们几个人在闲谈，没事。”

　　我对林子月说：“咱们到他办公室去吧。”

　　林子月没往沙发上坐，犹豫地看着我，问：“去打扰合适吗？”

　　他怎么这样呢？你是上边来的文学杂志副主编，刘副市长是作者，这样的机会刘副市长找还找不到呢，应该是刘副市长受宠若惊，你林子月完全可以大大方方地去嘛。我说：“那有什么不合适的，你大老远地来了。”我带头朝外走，林子月只好跟着。

　　我们顺着走廊走到刘副市长办公室门口，门关着，里面传出来说话声。我敲了敲门，屋子里的说话声停了，但门没开。我的眼角余光瞟见林子月低着头站着，一副心神不安的样子。我又敲了敲门，门开了，屋子里面涌出热烘烘的空气和杂乱的说话声。刘副市长宽阔的脸对着我，他左手拉着门拉手，一副见惯不惊的口气说：“是你呀！”不说让我进屋，也不说不让进屋，只是站到一边转过脸去欲跟屋子里的人说话，他对我这个常来的小人物不大用心。我说：“刘市长，林老师来了。”

　　刘副市长转过脸来询问地看着我，我认为他应该看见我身后站着的人了，怎么没有反应？我往旁边站了站，把林子月让出来，我指着林子月说：“这不是林老师嘛！”

　　林子月上前一步，伸出手热情地说：“刘市长好！”

　　刘副市长伸出手来机械地和林子月握，边看着我问：“这是哪个林老师？我怎么不熟？”

　　我担起心来，刘副市长要是不理林子月可糟了，我故做惊奇道：“你们没有见过面吗？这是省刊《绿草》的副主编林子月……”

　　刘副市长不等我说完，惊叫道：“哎呀呀，大驾光临，怎么不事先来个电话，我好去接你呀，还劳你来看我。”刘副市长抓着林子月的手拖他进屋，热情向屋子里的人介绍，屋子里的人都热情地和林子月握手。当然，这些人肯定不会像刘副市长那么看重林子月。

　　我放心了，进而激动，刘副市长虽然是官场上的人，还是很重人情的。我随着林子月进了屋。

　　屋子里的人纷纷地走了出去。

　　刘副市长让林子月坐，忙着为林子月沏茶。我觉得让刘副市长给客人沏茶不好，就去抢刘副市长拎着的暖壶，他用力推开我，说：“林老师大老远地来了，这么贵重的客人你还不让我表现一下。”

　　倒是官人，会来事儿。

　　刘副市长给林子月沏完茶，拎着壶问我：“你坐哪儿？我也给你沏一杯，感谢你给我领来了尊贵的客人。”

　　我笑，我觉得很好笑，刘副市长上来高兴劲也挺幽呢。我坐在沙发上，享受着让刘副市长沏一杯茶的快感。

　　刘副市长边给我沏茶边假装责怪我说：“我得批评你呀，我们没见过面，你咋不先介绍？开口就是林老师，我认识好几个林老师呢，有一个正缠着我闹调动呢。”

　　我笑笑说：“我以为你们见过面呢。”

　　刘副市长放了暖壶，坐回到自己的办公桌后，热情地对林子月说：“你给我发表的那两篇散文在我们当地反响挺大呢，叫好声如潮。”转过脸来问我：“是吧？”

　　他真敢吹，没人提起过他那篇文章，但我还是捧着说：“是，是，很多人都赞叹。”其实刘副市长不是要谁真说他的文章好，他无非是要人和他共同制造一种假象：发表他的作品是慧眼识珠、有利可图。

　　林子月前倾着身子，专家般地点着头，对刘副市长那两散文作了一番精辟的分析，实际是赞叹。我听着虚假，刘副市长却听着心花怒放，起身又给林子月续了一次茶。

　　刘副市长重新坐回椅子上，问林子月：“这次来有何公干？”

　　林子月又恢复了心怯的神态，不大仗义地说：“来采风，重点作者约约稿儿。”

　　刘副市长更加兴奋，说：“好好好，你们这大家儿轻易不下来，多呆些日子，到处看看，我给你组织几个作者座谈会，你给讲讲课！”

　　林子月好象没有兴致，说：“兴师动众的没有必要，你惠赠两篇散文吧！”

　　林副市长情绪高涨地说：“那当然，我最近写了几篇，都在日记本上，还没往下誉，我觉得比你编发过的那两篇好，你走的时候带上。”

　　林子月脸色老是有些发阴，我观察他有什么心事，说不好听点就像摊上了车祸、遭遇抢劫那类事似的。我的心中不安，他是不是有什么事要求刘副市长？我担心他弄出什么尴尬事来。

　　果然，怕什么来什么，就在刘副市长一会儿站起来一会儿坐下吹嘘他即将出笼的几篇散文时，林子月忍不住说了一句：“刘市长，我这次来有件事想求你帮个忙。”

　　刘副市长打住话头，站定，望着林子月，说：“你说。”

　　林子月说：“我想在贵市写几篇报告文学，想求你帮助联系一下。”

　　我的脑子一时木然，我不知道他指的哪种报告文学，有收费的，有不收费的，他该不是前者吧？这些年上边有些报刊经常给业余作者来函、来电或来人要求联系报告文学，每写一篇朝被写单位要几千元上万元宣传费。

　　刘副市长也怔一下，只是一刹那，又恢复神采飞扬的神态，说：“好， 这是好事，怎么能说求我，宣传我们市，应该说我求你。”

　　林子月解释说：“刘副市长你可能不明白，这种报告文学不是义务宣传……”

　　刘副市长打断林子月的话，边坐回椅子上，脸色有些阴沉地说：“知道知道，收费，一篇要多少钱？”

　　“一万。”林子月脱口而出，又解释说：“我们刊物财政拨款不够，省里又只有这么一本文学刊物，不能停，又不能刊登淫秽作品，没卖点，只好出来要饭。”

　　刘副市长脸色阴沉着，思量着点头说：“知道，知道，我能理解，作为一个受过培养的作者也应该为刊物分忧。他问林子月：“我给你邮去的五千元赞助费收到没有？”

　　林子月点着头说：“收到了，收到了。”

　　我惊讶，林子月朝刘副市长要过五千元钱？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

　　刘副市长转脸看着我，不满地说：“这事你就能办。”

　　林子月一开口说要写收费的报告文学，我惊讶之余是生气，他只说来看看刘副市长，并没有说有这种事，他要是说有这种事我才不领着他来呢，这不让刘副市长为难吗，刘副市长过后也会责怪我给他找了麻烦。我很不好意思地说：“我办不了这种事。”

　　刘副市长转过脸去对着林子月说：“你要是写，我看就写写本市那五大企业。”

　　林子月说：“那五大企业写过吧？”

　　我也思量，那五大企业全国有名，写过无数次了，拉广告的、写收费报告文学的人蚂蚁般地往厂子钻，有文人也有伪劣文人，那几个企业的厂长很厌烦这类人。他们许有意写？

　　刘副市长说：“写是写过，我认为以前都没写好，应该好好写一次，你要亲自写，借借你的光再扩大企业知名度。”

　　林子月很激动，点着头说：“是是是，我下点力量好好写写。”

　　看见了吧，钱的妙用，刘副市长让林子月怎么着他就怎么着。

　　刘副市长问：“你打算啥时候去这几个企业？”

　　林子月说：“这就可以去。”

　　刘副市长说：“这就去仓促了些吧？得让他们准备一下。”

　　林子月说：“不用准备，让企业管宣传的人把年初计划年终总结、上报的先进材料提供给我就行。”

　　这类报告文学我写过，就是把各类材料一综合，像公文、也像流水帐，搞企业的不懂报告文学，编辑部拿了钱，不管稿子什么样儿都发表，企业为得是宣传，刊物为得是挣钱嘛。

　　刘副市长说：“那你咋去？”又转向我，说：“你领着他去吧。”

　　我想，我领着很好，刘副市长跟企业联系好了，我去吃现成的，稿子嘛，林子月肯定不会动手写，他才不干那种下等活儿呢。让我写，不会按标准稿费给我，要加好几倍，能小挣一笔！

　　林子月说：“我自己去就可以。”

　　他是怕我分他一股。

　　刘副市长说：“那你就去吧。”

　　林子月惊奇，问：“你不给他们打电话或写信说好了？”

　　刘副市长说：“你就说我让去的。”

　　这不行吧，什么人都可以说刘副市长让去的，谁信，就是信，副市长没亲自说也未必管用。林子月说：“你最好给他们厂长、经理打个电话说好了，我再去。”

　　林副市长微笑着说：“这电话我不能打，现在企业自主经营，我哪能下这种命令。”

　　倒是当官的，滑头。

　　林子月非常失望，绕一遭，说帮忙实际是不帮忙。林子月说：“我到哪都可以说是你让去的？比方我还要去别处办事。”他显然不高兴了。

　　刘副市长说：“只限于这五家企业。”

　　要是我，我就不会再说下去，起身走人。用得着抓着他下巴颏打吊悠吗，人不能为两个钱让人家耍着。林子月不，他说：“刘副市长你最好打个电话，我大老远地来了，哪怕你写个二指导宽的纸条，有你这上方宝剑我也就去着仗义了。”

　　刘副市长想一下，说：“那就下午吧，我给你写个东西。”

　　林子月不放心地问：“你写的东西管用吗？”

　　刘副市长不高兴了，说：“我写的东西不管用，你找我干啥？”

　　林子月自我解嘲地笑了。

　　我看看腕子上手表，离下班还有五分钟的时间。林子月站起来，对刘副市长说：“中午我坐东，出去吃点。”

　　刘副市长站起来，扶着林子月肩往门外送着说：“应该我请你，我中午有人，北京来的，就不陪你了。”转脸对我说：“你代我招待一下。”

　　我说：“行行行。”

　　我们和刘副市长告别，走下楼。

　　院子里一派明亮，阳光无遮无拦地洒下来，院子里停着好几辆轿车，有人来来往往地走，我和林子月低着头走。我心情发沉地说：“咱们上哪儿吃点饭？”

　　我心情发沉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林子月不该瞒着我来找刘市长的目的，且把事说成了，一个企业要一万，五个企业就是五万。如果让我拿到手，回扣就挣个一两万，这方面的行情我了如指掌。另一个是我身上没带钱，我没有身上带钱的习惯，上饭店我发愁怎么结帐。林子月说：“我下了车吃过饭了，现在不饿。”

　　“中午了。”我说。他可能是假意推脱。

　　林子月低着头走着说：“我真不吃饭，你回家吧，我找个地方安排住宿。”

　　说话的工夫走到了大门口，大街上下班的人流水一般。我正要问他上哪住宿，怎么吃饭？林子月问明我家该往右边走，他朝左边走去，说：“再见了！”

　　我高兴的是不用再为身上没钱发愁了，也担心他在这陌生的城市是否办得了要办的事。我大声问他：“我咋和你联系？”

　　他边匆匆地走边朝我扬起手说：“我和你联系！”说着走进了人群，好象怕我缠住他。

　　他为什么这么忙于走掉呢？我默默地朝家走。街上的人流干扰着我，我苦苦地想，猛然明白，他找我是利用我去找刘副市长，事成了，我没用了，再让我跟着就得给我一些报酬，他怕我沾他的光才走掉的。这个……这是个滑头还是两面三刀？或者……我思绪乱纷纷的。

　　家里没人，妻子上班去了，得下午两点多到家，孩子没放学。我动手做饭，边做饭边想林子月来的事，怎么觉得这个林子月不是原先那个林子月。

　　那是我当年刚学习写作不久，我写的一个短篇小说《燕子》寄给了省文学杂志《绿草》之后，不久收到了杂志社的一个大信封，不是退稿也不是采用通知书，是约我去编辑部修改这篇小说。想想看，一个在小镇上工作生活的业余作者受到省文学编辑部的这种礼遇，心情啥样？我可是一宿没睡着觉，觉得自己离作家一步之遥了。写信的人是林子月，他除了夸奖我的小说外，还嘱咐我去的时候给他带一布袋儿荞麦皮，做枕头用。我到乡下母亲家装了一布袋荞麦皮，就上路了。第一次进省城，又第一次进省文学编辑部，和第一次进北京、进中南海有什么两样呢！进了城，面对没见过的高楼、马路、汽车，眼花缭乱，我以为省文学编辑部一定是个大院子，大高楼，气派得很；编辑也都是戴着眼镜、腋下夹着厚厚的书。没想到我抱着荞麦皮袋子打听着找到编辑部，是在一个煤炭公司的院子里，不但冷清，院子里到处是煤灰，楼上的办公室门口上方写着“小说组”、“散文组”等什么的，对于我很神圣。见了林子月，他却不戴着眼镜，也没有夹着厚厚的书，他是个小个子男人，一点都不高深莫测，他接过去荞麦皮袋子时问我：“多少钱？”我笑了，这玩艺在我们乡下别说卖钱，扔了都没人希罕捡。我说不要钱，他宝贝似地举着布袋子向屋子里的人炫耀一番。那一次，他不但指教我改好了小说，还给我讲了许多文学知识。那一次，我见识了大城市，见识了大编辑，听了名家的指导。那以后我的长进很快，在我的心中，中国的文坛上只有林子月最了不起，别的作家都离我很遥远，也就不如林子月亲切。

　　妻子下班回来，我忍不住把上午领着林子月去见刘副市长的事说了一遍。妻子睁大了眼睛看着我说：“你傻子，怎么能领着他去。

　　我说：“他事先没说找刘副市长联系报告文学。”

　　妻子问我：“五篇报告文学给你多少回扣？”

　　我心情沉重地说：“不可能给我回扣，人家联系的。”

　　妻子说：“你要不领着他去，你找刘副市长联系，回扣不你得了。”

　　我说：“是。”又说：“我去刘副市长未必管。”

　　议论一会儿。我心情不好，觉得被人利用一回，就有了对林子月怨恨的情绪。

　　下午上班，我进了办公室发呆，想象着林子月正去哪个企业的路上。走廊有匆匆的脚步声，响到了我的办公室门口，我回头看，林子月出现在了门口，我诧异，上午怕我沾上他似的，下午怎么跑来了？我从他那慌张的神态上猜测出发生了什么事。我问他：“你没去那几家企业呀？”

　　他把拎着的袋子很随意扔在沙发上，在地上乱撒目着走，一副心慌意乱的样子，跟我套近乎似说：“去那几家企业我也不能偷着去呀，得跟你打个招呼。”

　　我好笑，也好气，他这是说假话，他一定遇到了什么困难，是不是想让我找车拉他去？我可找不到车。我想以静制动，他不忙着去企业我忙啥。我坐在椅子上，一副想听他说什么的神态，我想等他说出找我的原因。他也坐在沙发上。我们相互对视。

　　他好象很为难，不说又不行的样子，说：“一上班我就给刘副市长打电话，要去拿他给五家企业写的东西，他说他开会，不让我去。”

　　不出我所料，他果然想独吞不成，遇到了麻烦，来找我想办法的。我不能再帮助他，顺水推舟地说：“那你就等等。”

　　他着急地说：“你说的轻松，你往椅子上一坐可自在，我大老远地来了呆着来了？吃和住你安排呀？”

　　他说话咋这么难听，完全没了他的身份。我也不客气地说：“我安排不了。”

　　他说：“那你就给刘市长打电话，让他马上给我写条子。”

　　我笑了，说：“我敢指示刘市长？”

　　他说：“你和他熟吗。”

　　我说：“你不也和他熟吗？”

　　他更加焦急：“这可是求你脑门儿晒裤裆了。”

　　我想我还是打吧，让他知道抛开我办不成这事就行了。我也好奇，刘副市长咋就变卦了呢？我去电话室给刘副市长打电话，电话接通后，我说：“林子月上午跟你说的报告文学的事……”

　　“别叫他来，我正开会。”他打断我的话说。

　　我问：“什么时候去？”

　　刘副市长犹豫一下，说：“离下班还有五分钟时候来，找尚秘书，他正写呢。”

　　我放了电话，站着发愣，为什么离下班还有五分钟去？“

　　我回到办公室，林子月正坐在沙发上，一只胳膊在沙发扶手上，支着脑袋深思的样子，可能他太累了，等我这工夫也发困，见我进屋他立刻精神起来，问：“咋样？”

　　我懒懒地坐在椅子上。我从刘副市长口气上听出他不愿意再理林子月，而林子月找我也是利用我，我现在已经不是业余作者，他也不再是刊物的副主编，他是商人，要挣钱，我是被他利用做买卖的，我没有必要再跟他留须，倒是他应该跟我留须。我说：“刘市长说他正开会，让下班前五分钟去，找尚秘书。”

　　林子月向我探着身子问：“为什么下班前五分钟去？”

　　我说：“不知道。”我琢磨不出这里的奥妙。

　　林子月说：“你再打个电话，跟刘市长说说，我大老远的来了时间特别紧，没有时间等，写那玩艺一会儿就完吗。”

　　我很为难，刘副市长都说让下班前去了，咋说？再说，他的事又不是我的事，我何必去死皮赖脸。我说：“那还咋说？”

　　他说：“你就那么说吗。”

　　我不高兴，他可说的轻巧，让我去舍脸皮，我说：“你去说吧。”

　　他支使不动我，就说：“你是不想在《绿草》发表作品了？”

　　我很意外他这么说话，按照我的理解，一个省级大刊物的副主编，是个有学问有心胸的人，不能拿自己刊物如何如何，更何况以此要挟业余作者，这种要挟与其说是小人见识，不如说让人恶心。我毫不畏惧地说：“我固然愿意在《绿草》上发表作品了，但以必须按照你的要求去做我做不到的事情做交换，我只好说，我不想在《绿草》上发表作品了。”我想，一个刊物不发表一个作者的作品，不单是作者一方的损失，也是刊物的损失，更何况，一个作者只依赖一个刊物生存，也太无能了。

　　林子月直着眼睛看着我，他没想到我会这么义无反顾，以前我可都是跟他留须。我的心缩了缩，我这是不是过河拆桥、忘恩负义？以前人家可没少发表我的作品。

　　幸亏林子月舒了一口气，说起了别的话题：“你这办公室几个人？”

　　我说：“两个。”我尽量口气平稳，以缓和我们的紧张情绪。

　　他问：“那个人呢？”

　　我说：“出去有事。”

　　他看一眼我对面桌子，问：“他联系着报告文学了吧？”

　　其实我跟我对桌说过报告文学的事，他对这个没兴趣儿，他炒股票，这时候可能又去股市了。我怕说“不能”，林子月怀疑我阻止他和这个人接触似的，就说：“不清楚，你问他吧。”

　　林子月见我不再把他高看一眼，就介绍起现在刊物生存的困难：财政上拨款维持不了刊物出版，只好自己想办法，“我今年得创收十五万元才能保证刊物按时出。”

　　十五万，这是个什么概念？对于平民来说是一笔巨款，对于有钱人来说是十牛一毛，对于林子月来说那就是一件愁事，联系一家报告文学几千元钱，要联系几十家，求人、舍脸，和乞丐有什么两样？被人视为高雅工作的副主编先生怎么沦落到这种地步了呢？我心发颤，我同情他。

　　他跟我探讨报告文学怎么联系，打听本市还有哪儿可能要搞这种宣传。我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心灰意冷。头些年我们见面，都是说全国文坛信息，探讨作品怎么写，交换创作计划，说得畅快淋漓，如饥似渴，话头扯不完，情感如忘年交。那时候听说林子月来了，市内业余作者都跑来听他讲东道西，听圣经似的，那种亲热劲没法说。今天我心咋这么冷呢？我如果告诉其他业余作者林子月来了，他们听了林子月的来意，也会兴味索然的。我试探地问：“林老师，我是不是给业余作者们打个电话，让他们来见见你？”

　　他贬了贬眼睛，不解地问：“见我干什么？”

　　是呀，干什么？我遮掩着说：“你给他们讲讲。”说完我也心虚，讲什么？讲文学吗？林子月这次来对文学一点兴趣儿没有。林子月好象明白我的意思，他说：“叫他们来也行，得叫能联系报告文学的作者来，只热衷于写作不能联系报告文学的算了，他们拿来一叠稿子我还不好安排。”

　　我泄气了，说：“算了，没有能干这种事的，都是呆拉巴几只知道写字的人。”

　　我们俩就是在这种垂头丧气的气氛中唠到要下班。我看看腕子上的手表，离下班还有十五分钟，我说：“咱们走吧！”

　　他拎起沙发扶手上的塑料袋儿，往起站着说：“走！”

　　到市政府，往楼上走的时候，我问林子月：“咱们直接找尚秘书还是找刘市长？”

　　林子月哈巴着腿迈着楼梯，盯着楼梯说：“先去刘市长屋。”

　　到了四楼，敲刘副市长办公室门，屋子里没有动静，推推门，锁着，走廊上过来一个男子，他手上拿着一叠子文件，问我们：“找刘市长吗，他下班刚走。”那人从我们身边走过去，我问：“尚秘书在哪屋？”

　　他看我一眼，边走边说：“在值班室。”

　　那个人先进了值班室，我们跟了进去。屋子里四张桌子，三张空着，靠里角一个男子伏在桌子上写什么。领着我们进来的男子指指写什么那个男子说：“这就是尚秘书。”说完他坐在靠门口的桌子旁整理文件。

　　靠里角伏在桌子上写什么的尚秘书三十多岁，忙乎着写着说：“你们是《绿草》杂志社的吧，刘市长指示我写的，这就写完了。”

　　我走过去，林子月跟着。我想看看他到底怎么写的，桌子上已经放着写好的四份，我拿起来一份看，原来是市政府办公室的介绍信，以办公室的名誉介绍林子月去这几家企业采访，望企业接待。形式是公事公办，内容也是公事公办，只字未提钱的事，从介绍信上看不出有什么特别的东西，这种东西一点用处也没有，现在人们根本不认这玩艺。我叹服刘副市长的高明：给你办了，又等于什么也没给你办。我把介绍信递给林子月，说：“林老师，你看看这样行吧？”他浏览一遍介绍信，脸色陡地一变，惊异地说：“介绍信？这也没用啊。”

　　这时候尚秘书写完最后一份介绍信，拿出公章一份一份地盖章。林子月弯下腰对尚秘书说：“这样写不行吧？”尚秘书边盖章边问：“咋不行？”林子月说：“得写上刘市长指示、介绍之类的话。”尚秘书不以为然，说：“介绍信哪能写上那种内容。”林子月说：“这么写也不管用啊。”

　　尚秘书说：“市政府的介绍信还不管用？上边新闻记者来都开这种介绍信，好使。”尚秘书盖完章，把五份介绍信递给我，林子月对尚秘书说：“你再重写几份，写明是联系报告文学，市政府定了写这几家。”尚秘书收拾桌子，锁抽屉，手忙着，说：“我不能那么写，刘市长让这么写，我就这么写。”

　　尚秘书把钥匙装进兜里，往外走着说：“我下班了，有事去找刘市长。”说着他走了出去。

　　屋子里只剩下了值班的秘书。林子月摆弄着看介绍信，嘀咕：“这种介绍信企业见的多了，官样东西人家根本不拿当回事。”我不言语，我知道，当不知道该说什么好时，最高明的做法就是沉默。

　　他说：“得找刘市长重写。”

　　值班秘书从桌子上抬起头来，说：“刘副市长下午下乡。”

　　我这才明白刘副市长为啥让临下班来，原来是他知道这种公文你不满意，必定找他写条子，他提前闪人。倒是当官的，有心眼儿。

　　值班秘书说：“这介绍信管事，市政府介绍信不管事还啥管事。”

　　林子月无奈，同我往楼外走。

　　院子里有零星下班的人往大门口走，天上的太阳洒着温暖的光。我和林子月默默地走向大门，谁也不说话。我思量着怎么和林子月分手，他拿着介绍信去联系报告文学，企业肯定不理，那上面没有体现市长的关照，联系不成我跟着他干什么。

　　到了大门口，面对着大街上的车水马龙，我故意站下，问：“你去哪里？”

　　他说：“我无处可去，在宾馆的房间退了。”

　　我又故意说：“你直接去企业？”

　　他说：“我也不知道咋坐车去。”他思索着说：“走，上你们家看看，大老远地来了，咋也得认认门。”

　　我暗暗叫苦，完了，他粘上我了，我又没法说不让他去。我说：“走吧。”

　　走过一个十字街，他四周撒目着说：“哪有商店，给你们孩子买点东西。”

　　我说：“算了，算了，买啥呀，现在这孩子什么也不原意吃。”他说：“那就买玩具。”我说：“孩子大了，买什么玩具。”

　　到了家里，孩子已经放学回来了，站在屋子地上看我，见我身后跟进来个陌生人，他眨着眼睛瞅。我作了介绍，孩子叫一声林叔叔，林子月摸摸孩子头。孩子说饿了，我对林子月说：“你坐着，我做饭。”林子月说：“你忙你忙。”他这屋瞅瞅那屋看看，边问我房子是单位分的还是买的商品房，我说是买的商品房，他说你更有钱呀，我说买房子拉了四五万元钱的饥荒。

　　他站在书架儿前看看书，忽然抽出一本书说：“你这三本赤峰市文史资料给我吧！”

　　我在市政协编过几年文史资料，就说：“你拿去吧。”他把三本文史资料装进兜子里。

　　我做饭是个外行，只会闷大米饭、小米饭、煮挂面，菜就熬、炒那么两三样，今天赶上妻子上晚班，饭就得我做，如果只有我和孩子还能将就，现在来了个客人，我为难了，闷上大米饭，我就开始磨蹲着做菜。家里的菜只有圆葱、白菜，还有一盘妻子炒好的熟肉。林子月坐在沙发上看那几本文史资料，一个劲地说：“简单点，下午咱们得赶到一家企业，最近的是哪儿？那就上平矿公司吧。”

　　我在厨房很忙，实际上是不知道咋作，没玩艺着急呀。炒了圆葱，却不知道咋切白菜，我在饭馆吃饭看见白菜片是鱼鳞状，却不知道咋切成那样。我正琢磨咋切，林子月走进厨房来。看着我手里的菜刀和白菜，说：“简单作点就行。你不常下厨房吧？”我说：“是。”他说：“给我。”他接过去我手中的菜刀，提着刀问：“冰箱在哪儿？我选几样吃的。”我尴尬地说：“没冰箱。”他很意外地看着我，问：“没有冰箱你们吃的往哪里放？”我说：“肉菜买点吃点。”他提着菜刀在厨房里转悠着，好象寻不着目标很着急，说：“没冰箱多别扭，咋不买一台？”我说：“缺银子呀。”我故意这样说，实际也是这样，我缺钱，也想挣钱，没有门路，就想趁他来整点钱。他不相信，说：“你楼房都买起了买不起冰箱？”我说：“买得起小车买不起油胡子。”早些年农村的小车下面都挂着个油胡子，油胡子里面盛着给小车轴上的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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