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普勒索佩的主题确实是激进的。但他的描绘方式是古典的。当梅普勒索佩的男人体影像作为一种理想化的男性身体写照，如同哈普·里茨和布鲁斯·韦伯等人的作品那样用于广告、杂志、明信片等商业媒体而变得大众化时，那些形象就会在助长强化“男性”老一套旧框框的方向发生作用，以此旧框框来促成对男性肉体这一在家长制底下的权力象征的理想化。也有人认为，这些作品之所以描绘色情性意象，乃是同性恋者身为少数族群在遭到排挤的情况下力争赢得世人对其性取向认可的手段。如果这样认为的话，那就不能不说是一种挖苦 了。

　　然而，梅普勒索佩在弥留之际的作品，特别是手持骷髅之杖的自拍像（照片1）证明，那种担心完全是杞人之忧。在这张照片中，他看起来紧张到了极点，仿佛毅然向体内一种名叫HIV(人体免疫缺损病毒)的“异物”发起了精神控制战。那种异物正在入侵他的肉体，从内部啃噬其肌体，也向他发出了死亡的邀请。可以认为，梅普勒索佩正用冷峻而敏锐的眼光，目不转睛地盯着死神。

　　艾滋病拼命向正在“显山露水”的同性恋世界发起了直接攻击。在艾滋病一词刚开始流行的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亚特兰大国立防疫中心于1982年发布这种病名），艾滋病就是惟有男子同性恋者才罹患的癌症，被当作是一种奇病怪疾。正在克服被视为性变态之偏见的他们，因艾滋病（虽说是在短时期内）而招致对同性恋更言过其实的偏见，各种与艾滋病有关的谣传、谴责和反感铺天盖地向他们袭来。而且艾滋病的宣判，不但意味着肉体的死亡，也预示着为整个社会所埋葬。他们由此蒙受的打击，想必是非同小可的。

　　但在另一方面，艾滋病也催生了大量不妨称之为“艾滋病艺术”的作品。*2在性取向方面不得不意识到自身“他者性”的他们，对于笃信不疑的异性恋者来说，不过是又一个“他者”而已。如果说这些人藉以宣布这一事实的是同性恋艺术的话，则在他们的体内也潜伏着一个“他者”，那就是艾滋病这个异物。他们的感官意识，被艾滋病这个入侵者磨砺得愈发锋利了。

　　梅普勒索佩摄于临终前不久的自拍像，在评论家多木浩二看来，流露着一种零度视线或者说纯视线。那就是“尽可能地摈弃充满规范化意味的视线，无限止地逼近于莫可名状的境界”。*3零度视线或纯视线带着突发的冲击力剥掉一切伪装，使人们看清了那些不言自明、人所共知、心照不宣的事物的本来面目。梅普勒索佩自拍像中的视线就具有这样的冲击力，它足以从根底上摇撼我们迄今为止的人体观，彻底颠覆各种与人体有关的信念和信任心理。

　　以风格的基调而论，也许戴维·沃纳罗维奇和彼得·胡茄尔的作品要比梅普勒索佩更为犀利辛辣。像梅普勒索佩那样的和谐与平衡，在他们俩的作品中是一概无迹可寻的。他们流露的性取向是摇摆不定的，他们表现的肉体是不健全、靠不住、无从驾驭和暧昧的。

　　彼得·胡茄尔（Peter Hujar,1934-1987年）比1946年出生的梅普勒索佩年长12岁，却与他是同代时人，六、七和八十年代以摄影家身份同样活跃在纽约，而且也像他一样不加掩饰地表现自己的同性恋倾向，此后又比他早两年在1987年死于同样的艾滋病。胡茄尔像梅普勒索佩一样从事过时装摄影，许多作品也像他一样通过正方形的单色调画面来描绘男性裸体、肖像、静物和意大利的帕拉雷莫地下墓窟等。两人的摄影手法多从正面直接捕捉被摄对象，大体上采取了正统的拍摄方法。但他们的区别并不仅仅在于：梅普勒索佩的才华很早就得到公认，名声由此大噪；胡茄尔在贫困潦倒中被艾滋病夺去了生命，对他的评价有待于身后。

　　两人的摄影无论在主题、幅面或被摄对象上是如此相似，无怪乎其差异也格外地引人注目。梅普勒索佩所描绘的人体，彻底地追求理想的形态。梅普勒索佩的作品对光影运用巧妙，感光纸的印相方法也有助于强化对比度，而且多用硬边缘，力图将古希腊式男性理想美尽善尽美地刻画得更富于戏剧色彩。摄影家梅普勒索佩简直像绝对神灵似的君临了，照片的一角到一角都经过毫厘不爽的算计，将登场人物从各方面置于自己的掌控之下，使被摄对象变成一个侍奉神灵——梅普勒索佩心目中的美的零部件，犹如牺牲品似的为他提供服务。这就是梅普勒索佩描绘的男人体时而看似性的对象，时而更带物化或恋物癖倾向的原因所在。相比之下，胡茄尔的作品是摄影家在极度贴近被摄对象的情况下摄成的。充当被摄对象的是苦恼的现代人，他一边对之寄托自身的诸多共鸣，一边任凭其苦恼地原原本本地纳入了取景框。

　　一般认为，胡茄尔的男人体影像不容易归入下述范畴：将人体这一拍摄对象当作性的对象来捕捉和描绘。在胡茄尔的影像中，看不到常见于梅普勒索佩作品的刻意炫耀男子汉气概的性器官勃起、隆起的肌肉团块、光滑细润的皮肤等等。胡茄尔拍摄的对象是朝着摄影家摆姿势的。那种姿势可以说完全是为拍照摆设的，不是被摄对象自然而然的举止仪态。这一点与梅普勒索佩是相同的。但尽管如此，他拍摄的对象看起来还是自然而然的。无论光线、背景抑或摄影家与被摄者的沟通方式，自始至终是自然而然的。那是充当被摄对象的男子偶尔“一丝不挂”而被纳入取景框的写照。面对他的影像，大概不会有人像在观赏梅普勒索佩的作品时那样一下子就被抽象的线条、质感和影调攫住目光。胡茄尔拍摄的对象犹如普通人脱去衣服面对照相机似的显得无所适从、不知所措，其原因就在这里。所以，这样反倒拍出了栩叙如生的裸体写真。梅普勒索佩的摄影以其描绘的熠熠生辉的肉体夺人眼球；而在胡茄尔的影像中，观者就像偷窥到邻居赤身裸体似的怀念被摄取的“人物”。胡茄尔的摄影在展示充当拍摄者的自己或充当被摄者的他们的威严、自尊的同时，从不掩饰各自“脆弱不堪”的一面。对于胡茄尔来说，即使被摄对象是一个包括身体在内都值得整个儿去爱的人，也只是对身体略加渲染而不至于沦为恋物癖的目标。反过来说，从照片中透露出来的是充当过被摄对象的男子对摄影家胡茄尔的思念、他们的相互信任和两人间的亲密关系。这恐怕不能称之为同性恋色情人体作品吧。那些影像只是偶尔摄取了对男人怀有爱意者的、存在于他们之间非常具有现代气息的、孤独不安的、暧昧不明的现实之爱这样一种关系。……“你明年不会待在人世间喽，染上艾滋病可是死定了，哈哈……”在美国，有一个杀了人也照样可以逍遥法外的地方。如果被带到法院去，如果受害人指控搞同性恋的怪人要骚扰我，到头来还是会无罪放人的。……那种差异简直是微不足道的，可以说是一条极细窄的边界线。淋巴细胞从我的体内每减少一个，取而代之的是10磅压力和10磅愤怒充斥其间……*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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