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斯潘思不幸罹患乳房癌，摄影治疗的方法在这一时期也发挥了它的威力。面对癌症带来的威胁和身为患者缠绵病榻的屈辱，她贪婪地阅读医学书籍和小说也无济于事。她面临着的是来自癌症政治学的威胁，是来自医院政治学的屈辱感。她尽可能地给自己拍照，摄录医院、医生、护士、病人以及各种相关杂志的报道，将它们拼贴在一起，目的是弄清楚自己的身体和精神发生了什么异变。“像医院希望的那样无条件地把自己的身体引渡给第三者（医生），就是袒护幼稚性回归自己的体内”。“（万念俱灰地接受这种状况，）到头来只 能证明自己的无知，也等于接受了那种认为精神与肉体的功能好像存在惟一绝对真理似的观点。”*12如果在屈辱感和不安前显得胆怯畏缩，不加怀疑地一古脑儿接受这种状况，那就不可能对其权威保持中立，甚至难免有为虎作伥之嫌。对于医院给患者以非人待遇的机制问题，斯潘思通过图文并茂的《健康的照片？》予以回应，同时一边在创作过程中进行自身康复，一边把它当作向疾病示威的一个步骤。这个努力一直持续到1992年她撒手人寰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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