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的前半叶，有三名摄影家兼发明家几乎在同时发明了摄影术。他们分别是英国的塔尔博特、法国的达盖尔，还有同样是在法国、但因生不逢时而鲜为人知的巴耶尔。早期的人体摄影作品，几乎都是用达盖尔银版法拍摄而成。一个原因是塔尔博特发明的卡罗式摄影术画面不够清晰，而且他对版权实行了严格的限制。巴耶尔的正片印相法无法预测拍摄的结果，需要较长的曝光时间，也不曾由其他摄影家在实际中运用过。*5

　　从19世纪40年代后半期起，由于技术改良在一定程度上缩短了曝光时间，人物拍摄变得简单易行了，因此用刻画细腻、但无法翻印的达盖尔银版法摄制的人体照片数量大增。其中大部分是无名氏摄影师为无名氏模特儿所摄的人体影像。立体镜在60年代的风靡，更是使这些出于个人兴趣和收藏目的而摄制的早期人体影像迎来了一个鼎盛期。透过立体镜观看用双镜头摄成的两枚达盖尔银版照片，可产生一种立体的画面效果，于是这类人体照片纷纷上市，成为人们狂热抢购的收藏品。除了私下观赏女性裸体这一初衷外，恐怕还得加上更难以抗拒的“偷窥”动机。但一般而言，达盖尔银版印相法在1851年后逐渐被清晰度出色、能够翻印且曝光时间较短的硝棉胶印相法取代了。

　　乔治·莱温斯基把19世纪的人体摄影作品，包括最早期的人体题材照片分为三类。一类是为画家和雕塑家用作草稿而摄制的人体照片；第二类是“应秘密委托人之约”*6拍摄的所谓春宫照片；最后一类是出于对艺术、美学的关心而创作的人体影像。

　　在摄影术发明公布之时，法国画家保罗·特拉洛歇曾哀叹“从今以后绘画死亡了，”一度被传为有名的逸闻。但不用说，摄影是不可能取代绘画的。女性人体到19世纪中叶，已俨然确立起它在绘画中具有权威性的艺术主题的地位。女性的身体经画家之手被理想化，作为他们塑造的寓言主人公，女性裸体得到了多姿多彩的描绘。对于看惯这种理想化人体的人来说，照片摄取的未经修饰、与真人一样的女性裸体显得很“丑陋”。而画家为了恢复自信，也开始把摄影当作便利的绘画辅助性手段来使用。与其大笔花钱，苦心物色模特儿并让她长时间摆姿势，还不如搞点各种姿势和角度的照片来研究，既经济实惠又行之有效。法国浪漫派绘画巨匠德拉克洛瓦、写实主义画家库尔贝以及德加、高更等后期印象派画家都使用过照片，很多职业摄影家也拍摄过供画家用作草稿的人体照片。

　　另一方面，艺术地位屈居画家之下的摄影家，开始了确立摄影艺术地位的探索。他们采取的手段，是放弃如实地反映现实这一摄影特点，走上了模拟绘画的道路。他们决定仿效当时被奉为艺术备受赞扬的裸体画手法。也就是安排故事在神话、文学和历史场面中展开情节，制作与那些寓言相适应的背景，再让模特儿据此摆姿势。为了削弱裸体的真实感，每每采用橡胶印相、溴化油等颜料画法和柔焦、重复印相等手法，以柔化色调，减少细部描绘，模拟印象派的笔触。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这种绘画主义摄影以“沙龙”为中心得到业余摄影爱好者的全力支持，犹如野火般不断地蔓延开来。在法国，代表这一摄影风格的有罗贝尔·德马歇、夏鲁尔·皮若；在英国，摄影家成立了“连环社”团体；在美国，以阿尔弗雷德·施蒂格利茨为中心的《摄影作品》杂志也推出了此类风格的影像。

　　在以追求艺术为目的的绘画主义摄影中，画家用作草稿的人体影像和春宫照片姑且不论，即使围绕性器官表现的露骨程度因用途不同而有所差异，但从女性被描绘的方式中可以发现一个近乎惊人的共同点。第一，首先可以举出匿名性这个特征。人体影像的作者多半是特定的，但充当模特儿的女子是什么人却从来不予以记录的。在一个对裸体表现限制显然比今天更严厉的社会里，充当模特儿的往往只是妓女或者出于经济动机而宽衣解带的女子。但最主要的原因在于：描绘方也好，欣赏方也罢，他们从一开始就不在乎被描绘的女子究竟是什么人。作品大多被索然无味地冠以“人体”、“裸体”、“躯干”等标题。或是从神话和寓言中援引“亚当和夏娃”、“普绪克”、“维纳斯”等人物的名字。对于他们来说，只要模特儿的身材和脸蛋外貌符合其（艺术）口味，不管是什么人都可以拍。重要的是让描绘和欣赏的男子对“匀称优美、充满自信的肉体”始终怀有那份感觉，如果添上一个有感情、有见解、有爱好的大活人的“姓名”，那就势必破坏他们刻意追求的理想化效果。如果被描绘的女子自己使自己的身体变得匀称优美而充满自信，那简直不亚于是一种威胁了。

　　这就是要把被描绘的女子彻底放到被动的位置上。被剥夺了姓名的她们躺在床上摆出挑逗的姿势，不时假装睡着了，还要抬起倦怠无光的眼睛，却又连对视的目光也被挡掉了，于是毫无防范地听凭男性支配的、欲望的目光频频向自己扫射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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