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此以外，还有一种自拍像也同东方异国风情发生了强烈的纠葛，表露出虔诚的宗教信仰。在欧洲，基督教是一个超越于时代的绘画主题。特别是在19世纪，“写实与想象、现实与虚幻相结合”*8的所谓宗教自然主义，正由威廉·霍尔曼、戴维德·罗伯茨等人身体力行地付诸实践。例如弗雷德·霍兰德·戴伊把自己装扮成基督耶稣，借助摄影再现了简直可称之为宗教自然主义的圣经世界。他通过绝食瘦身以形成与饰演耶稣相称的体形，同时从以色列邮寄裹身布，定制草鞋式皮鞋，挑选波士顿近郊一带作为耶稣在各各他的殉难地，最后让 人把自己饰演的“耶稣”抬到十字架上接受磔刑。*9通过这一系列自拍像的演示，他终于成了一名为艺术而献身的殉教者。这些自拍像恐怕是他关注宗教的反映，但装扮基督不独停留在外观上，更表达了他备受社会排挤而怀才不遇的矛盾心理，结果使本人的自我得到了满足。这是不难想见的。

　　以美少年倾慕者出名的冯·格罗丁男爵，也化装成耶稣摄制过自拍像。总之，虽然不一定非得以基督的面目出现，但表达对宗教和死亡的关注也是那个时代自拍像的一大特征。

　　b 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50年代

　　早期摄影家给我们留下了数量可观的自拍像，但其中大多只停留于对外貌的纪录，用以炫耀他们在社会、经济和文化上的地位，那种以自拍像为主题来表现自身内在戏剧的作品却寥若晨星。在除了少数例外的现代艺术家（主要是女性，但也包括李·弗里兰、卢卡斯·萨马拉斯、查克·克洛斯、达尔文·迈克尔、罗伯特·马佩尔索普等男性摄影家）有意识地选择自拍像和运用这种方法之前，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的很多摄影家已反复尝试了这种传统自拍像的摄制。

　　自拍像有携带照相机的，也有同朋友和家人一起合影的，更有着力刻画自身风貌特别是脸部表情的。这些自拍像，同摄影家以第三者为被摄主体的肖像，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区别。出自专业人员之手的精品佳构也好，业余摄影爱好者用一次成像照相机搞定的即兴之作也罢，虽然技巧有优劣之分，但肖像的直接对象是被摄主体的外貌。当然，我们未必自己拍自己，但让人摄取自己容貌的照片还是会有的。摄影家的自拍像，作为一张递给社会的名片，显现着摄影家称心如意的形象。这类照片提供了展示艺术家风采如何的信息，往往也有助于增进对作者成就的理解。然而艺术家有何内心独白、情绪对峙、视角变迁，这些涉及个人精神和政治风貌的表现很少能从此类照片中找到踪影，它们永远只是论述作者时藉以凸现其主要成就的辅助性作品。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及其前后，在摄影史上并不是一个特别注重个人视角的时代。当然，那个时代也如明珠般镶嵌着许多摄影家在今天看来依然使人感受到强烈个人视线的名作。但总的趋势是重整体、轻个性，摄影中也是重视意在客观纪录而并非自我表现的作品。受这种时代风气裹挟而风靡一时的例证，便是以《时代》杂志为代表的图片期刊的新闻摄影；导致这一潮流偃旗息鼓而大获成功的，则是爱德华·施泰肯策划和组织的《人类大家庭》摄影展（1955年）。这个以“玛格纳图片社”提供的影作为主干的展览会，曾赴世界各地37个国家巡回展出，动员人员有50万之众，展出期间散发的展品目录达数百万份之多。*10自拍像着眼于每一人物各各不同的个性差异。施泰肯则深信：“超越了种族、宗教和肤色之差异，地球上的人是彼此相仿的。”*11可见，施泰肯的这一信念与自拍像虽需深入洞察自身，但更应力求形成对他人个性各异的形象表现的初衷是背道而驰的。

　　在这个时代，超越外貌纪录、长期潜心探索自拍像奥秘的摄影家当然也很多。其中最出类拔萃的，恐怕还得首推依莫金·坎宁安和曼·雷了。

　　从20世纪第一个十年到30年代，欧洲是陈腐的价值观因第一次世界大战而崩溃的时代。在艺术领域里，反艺术的思潮依托于向往技术和都市化的狂热而赢得一片喝彩声，促成了未来主义、风格派、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和构成主义等众多流派的应运而生。许多前卫派艺术家纷纷拿自己当作素材，投身于实验自拍像的尝试。他们之中有埃贡·席勒、保罗·西特罗恩、欧文·布鲁门菲尔德、埃尔·利西斯基、弗洛伦丝·亨利、马塞尔·杜桑、马克斯·恩斯特等人。但曼·雷（Man Ray,1890-1976年）毕生不断致力于自拍像的创作，无论质和量都是常人难以企及的。

　　他对自拍像可能具备的一切形式进行了试验。时而携带照相机，时而与亲朋好友合影，时而按传统肖像摄影技法摆姿势，时而乔装打扮，通过物影照片这一由自己首创的雷影照片和施以中途曝光、多重曝光等手段的实验，用特殊技法为肖像摄影拓展出一个崭新表现空间的他，也让自己反复经受了来自世人的品头论足。曼·雷以简直称得上是不可遏抑的劲头追求新的技法和表现，这难道不是常让自己置身于未知中以获取新的认识和视角的策略吗？

　　另一方面，依莫金·坎宁安（Imogen Cunningham,1883-1976年）的自拍像，在某种意义上是现代女性艺术家涉猎这一体裁的先声。从早期的柔焦影像到93岁离世前两年的封镜之作，她在长达整整60年的创作生涯中不断为自己拍摄肖像。她的自拍像是一种不仅作为艺术家，同时也作为寻常女性的视觉表达，如实地倾诉着肉体和精神的成长变迁。她每每穿着同样的服装，以同样的姿势面对照相机：鼻梁上架一副眼镜，脖系围巾，用左手托腮而不苟言笑（照片1）。随着时间的推移，多愁善感的成分逐渐从运用绘画主义方法所摄的典型的良家妇女肖像中消失，变成一种正视自己的目光。特别是她真挚地应对衰老的现实，把一度乏人问津的中年女性意识当作课题来探索的姿态，对于挑战女性历来被当作美之对象描绘的因袭观念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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