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两种不同的眼神:父亲投下的阴影(1) | |
| 笠原美智子著 何积惠译 | |
|
连载:招摇 出版社:华夏出版社 作者:笠原美智子著 何积惠译 | |
| ——简论黛安娜·阿巴斯 黛安娜·阿巴斯(1923-1971年)的影像,会使观者在精神上渐次发生动摇。它们直接诉诸于情感,让人阅罢心生不安,继而变得情绪恶劣起来。 如今,其残酷程度和视觉冲击力远较她的影像为甚的图片早已是司空见惯,例如展示战 那是什么原因呢? 黛安娜·阿巴斯为什么非要拍摄这样的影像呢?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想参照一下那部在美国极为畅销、日本也已翻译出版的有关她的传记。不过,这里有些问题是需要稍加说明的。 黛安娜·阿巴斯多年的老友、致力于搜罗其作品的摄影家约翰·戈塞吉于1992年在帕尔科画廊举办了一次展览会,主要是展出他所收藏的阿巴斯未经发表的作品。当时他说过这样一番话:“我认为黛安娜·阿巴斯受到了不公正的评价。由于她自杀身亡被传媒炒得沸沸扬扬,加之她的那部传记又销路看好,对她的摄影评论也就跳不出这个怪圈。要不然,就一味地强调她所摄的畸形人对象怪诞丑陋的模样。我认为,如果摈弃这些先入之见而从纯艺术的角度来看待问题,那么,她的摄影是有其本身价值的。” 黛安娜·阿巴斯的次女埃米·阿巴斯在访问日本时也表露出同样的忧虑,声称那部由帕特里夏·博斯沃思执笔、在美国名噪一时的黛安娜传记多处失实,是凭空捏造的。(事实上,无论是身为黛安娜·阿巴斯遗产继承人的女儿达温·阿巴斯和埃米、前夫艾伦等家属还是马文·伊茨拉埃尔等挚友,他们都拒绝为帕特里夏·博斯沃思所著《宛如火焰——摄影家黛安娜·阿巴斯》[由名谷一郎翻译成日文,1990年由日本文艺春秋社出版*1]一书提供合作,也不准他在书中转载阿巴斯的影像作品)。 可以认为,约翰·戈塞吉的这番感慨是深中肯綮的。作为子女、丈夫和朋友,他们不希望黛安娜·阿巴斯的人品受到哪怕一丝一毫的玷污,这种心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自杀身亡的结局也好,演绎畸形人的情结也罢,都不乏耸人听闻的冲击力,也使家属有理由担心由此造成对阿巴斯作品的曲解。博斯沃思的这部传记或许真是“凭空捏造的”,今后可望在阿巴斯的研究中予以修正也未可知。但我以为,即便考虑到这样一种可能性,出自博斯沃思之手的这部传记还是有其存在价值的。这是因为她的个人生涯及其相关背景暗示了一种带普遍意义的时代性,我想它至少有助于考察她留给我们的作品,了解我们的时代可能拥有的天才——不管是虚构的还是真实的,进而认识“黛安娜·阿巴斯”这位“女性”摄影家的庐山真面目。 我认为,黛安娜·阿巴斯的悲剧是“女性”徘徊在两种自相矛盾的价值观之间左右为难的悲剧:一方面,她要株守传统女性的价值观;另一方面,作为致力于表现艺术的人,她又渴求独立自主的存在。 众所周知,历史是不可能有“假如”的。但这里姑且来设想一下在种种“假如”的情况下可能会有的结局吧。假如阿巴斯在成长过程中不曾被如此根深蒂固地烙刻下传统女性应扮演的角色;假如阿巴斯没有掉进父权制社会的陷阱,因而不必抓住某个男子作为绝对依靠便能与人平等相处;假如阿巴斯是一名堂堂的男子汉。 黛安娜·阿巴斯毕生始终在塑造自己作为乖女儿和贤妻良母的形象,同时竭力维系作为一名艺术家的表象。对于她来说,那是一个只有受到可绝对依赖的“男子”的保护才能实现的“幻梦”。但那是一个永远也圆不了的幻梦。对于既非神明亦非完人的普通男子来说,尚且是一个不堪重负而难以实现的幻梦。她却被那个幻梦给吞噬了。 1923年,黛安娜·阿巴斯出生在纽约,父母亲都是富裕的犹太人。她的孩提和少女时代,正好赶上始自股票暴跌的萧条时期。但席卷世界各地的经济危机并没有给她们家的生活方式带来变化,她们家在第五大道经营着一个名叫“拉塞克斯”的豪华百货商店。父亲以炫耀其绝对权威为荣,母亲则是一名举止优雅的上流社会妇女。在父母亲的庇护下,在奶妈和众多仆人的包围中,她长大成人了。 她在13岁时邂逅一心想当演员的19岁帅哥艾伦·阿巴斯。虽然很快堕入情网并将结婚的意愿禀告了父母亲,但父母亲以艾伦·阿巴斯不过是一小雇员为由不准他们交朋友,于是两人继续在暗中来往。父母亲千方百计想拆散这对情侣,但这一切都落空了。在高中毕业的同时,她不顾父母亲的极力反对与艾伦结为夫妇。她学习成绩优秀,在绘画上也显露出非凡的才能,却果断地放弃了谁都深信不疑的升大学机会。不久以后,这对年轻人便育有两个孩子。艾伦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退役后,夫妇俩携手搞起时装摄影来,藉以维持生计。据说从相识之初开始,艾伦就以“姑娘”称呼她,连生活和工作的细微之处都从不疏忽;她对他也是表现出俯首贴耳,百依百顺的样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