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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非:文学的常识(2)


连载:“贝塔斯曼蓝色沙发”现场秀   出版社:   作者:
 

  主持人:这是一种变革,在八十年代中这个先锋派出来确实是名噪一时,影响了很多的人,但是后来一段很长的时间,十好几年,有很多这个先锋派的作家就不知所终,有些就不知道哪里去,有些创作就很少。在前些时候是出版了当时那个徐星的小说,是刚刚出来,我采访过她。她经过了十七年吧,大约,写成了她的那本书,叫做《剩下的都属于你》,这是刚刚出版的。后来我看到一些报道说特别巧,当初先锋派的两个著名的人物,一个是徐星,一个就是今天坐在这个格非先生,到今年2004年说他们叫重出江湖。徐星是那部《剩下的都
属于你》,格非先生写了一部叫《人面桃花》,但是还没有正式出版,发表在了一个作家杂志上,所以到现在我也没有看到这个《人面桃花》,读了那个《剩下的都属于你》。那格非先生你现在这个《人面桃花》是当初先锋主义的一种延续呢?还是一种新的开拓?

  格非:《人面桃花》已经出了样书,很快就要出版了。实际上,我自己差不多十年没有写东西了。新京报当时对我有一个采访,他们用了这样一个标题叫“先锋小说重出江湖”。我个人是很不以为然的。其实我现在在清华大学教书,我个人实际上从大学毕业以后就一直在大学当老师,写作对我来说一直是一件很业余的事情,我并不觉得是一个专业性的,那么十年我可以不写,我有兴趣就可以写一点。实际上这个先锋的概念我根本不太关心,那么我也不是写这个作品就是要来回答一些问题,我想回答的可能还是我个人的问题,就是我个人遇到了问题,遇到了困惑,那么我需要通过写作来解答。那么同时呢,我也希望有读者能够进行沟通,我对写作的目的无非就在这。所以我不太考虑是不是先锋小说重新出来,来造势、来怎么样,跟我没关系。

  主持人:这一点您和徐星两人的看法一样,都不在乎评论、批评,到底我是怎么归类的,对这个先锋的称呼也很不以为然,这大概是作家和批评家评论家的不同之处吧。您和她还有一个共同点,都强调自己是一个业余的作家,这一点对您很重要吗?业余?

  格非:我这个人比较保守。虽然他们说我先锋小说什么乱七八糟的,但是我个人比较保守。我觉得现在这个社会,从它的方方面面来看都不是令人满意的,而且文学界的状况则更糟糕。那么这样一个糟糕的状况,我觉得除非你完全把自己交给这个市场。我不太愿意把自己完全交给一个市场,依靠这个市场来生活。那么我觉得我有正经的事要做,有很多。我在国外也有很多记者问我说,你在大学教书,你觉得你的第一身份是一个作家呢,还是一个大学教师?我觉得我首先是一个教师,我有我最重要的工作,我得教学生,我得上课。一个人整天处在烦躁之中,老想着出来要一百万,要赚多少多少钱,那我就没法写,所以我觉得确实是一个业余的心态比较好。我心里一直跟自己说你就是一个业余作家。你可以写,也可以不写,没有必要被市场赶着走,我觉得这可以自由点随意点。

  主持人:可能这就是强调自己是一个业余的好处,我接触很多作家都是这样,自己有你的一份活干,凭这个自己安身立命也够了,然后自己踏踏实实的写自己想写的东西。这种轻松自在的状态,我觉得产生好东西一个必备的前提吧。咱自己给自己营造一个环境。在我和格非先生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们俩就说有责任要坐在这,跟大家聊。一会我们还会把时间留给我们来到现场的各位朋友,有什么想跟我们这位作家格非先生直接聊的,你直接和他说。但是我们上次聊了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文学,文学的常识是什么?是这么一个问题,我们想把它搁在活动现场主要来谈,前面这些都算是开场白,好不好?强调文学的常识。我那天见到毕如敏,我问她,您说他这是什么意思?后来毕如敏就直接跟我说,你甭问我,你就去问他,你就去问格非,既然你提出了文学的常识的问题,你就问问他什么是文学的常识,就得了。那您所说的文学的常识指的是什么呢?

  格非:我觉得,因为我在学校教书跟学生有很多的交流,我突然发生这个社会经过这么多年的变化以后,一些做专业的文学研究的一批人,实际上我觉得对文学的常识十分缺乏。所以我就觉得这使我一直非常困惑。我觉得在我们当年读大学的时候,你需要学习的过程,你的课程,知识储备,都需要一个严格的训练。那么现在呢,因为大学的课程非常多,那么我觉得非常杂,实际上你也不可能给他一个基础知识的训练。所以慢慢地我就发现这个文学,不管是普通读者,还是专业人士,甚至是一些非常著名的学者、评论家,我觉得大家一方面缺乏常识,一方面不在一个以常识为基础的层面上来讨论问题。

  沈从文,在若干年前他说的一段话,我印象非常深。他说所谓的专家跟非专家只有一个很简单的区别:专家有常识,一般人没有常识。我觉得这说得非常对。他说他用了四十年的时间用来做古物的整理研究,然后对中国的服装要做一个研究;他花了四十年的时间建立了一个常识。比如说一个绸缎,拿来一看,知道是明代的还是清代的,还是宋元的,那么他有这个常识。

  什么是专家?专家就是有常识的人。我觉得现在大家都不在这个常识的范围内讨论问题,成了时髦。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大家都知道北京大学法学院的院长朱苏力。传说朱苏力因为招生的时候没有招第一名的人,他招了第二名、第三名,这在博士生招生过程中其实是很正常的。那么在全国引起了非常大的反响,无数的人在骂他,这个在学界是一个很大的事。但是你批评朱苏力,你可以批评,你说北大招生不规范,里面有没有猫腻都可以讨论,都可以调查。但是现在网络的批评,很多人说朱苏力是法盲。你想想,一个法盲他怎么去当北京大学法学院的院长?我读过他的东西,我个人觉得他起码在国内来说,还是一个优秀的法学家,但是一些完全不懂法律的人,没有受过一天法律专门训练的人,就敢去说他是法盲。就像我们国家现在很多搞文学的一样,很多人,没写几篇东西,没读几篇东西,张口就说鲁迅不行了,啊鲁迅毫无价值。他没有真正去读过这些东西,我觉得不管什么问题,一定要在一个常识的基础上来讨论,这个问题才有意义,要不大家怎么讨论呢?你说好我说不好,那大家就没有办法讨论。所以我觉得不管是一般读者还是学术界,我觉得应当重新建立起一个最其码的常识的概念,这是我觉得目前来说我对中国文学界感到忧虑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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