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永夜月同孤(1) | |
| 周而复 | |
|
连载:往事回首录 出版社:中国工人出版社 作者:周而复 | |
| 坐在拥挤的车厢里,我在思索回北京以后,把我安置在什么地方?继续列为"专政对象",加以"监护"?还是恢复自由?继续审查?当时"四人帮"气焰高涨,对革命干部迫害只有加紧,不会放松。 在毛主席和周总理亲自领导下,继1971年10月25日联合国第26届会议通过恢复我国合法席位之后,接着在1972年2月29日中美两国发表了上海公报,9月29日,中日正式恢复邦交。 火车到达北京站,有人来接,押赴南小街对外文委留守处,这儿原来是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会址和演出公司的办公地方,与文字改革委员会分而住之。对外文协划归外交部领导,对外文协和演出公司都搬到台基厂原来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协会地址办公去了,现在只有留守处了。 我被押到留守处,那头头对我宣布,继续"监护",住在后楼。他身边有个"造反派",中等身材、瘦高个儿,戴副眼镜,穿一身蓝色的人民装,看上去不过30岁上下,但气概不凡,一副牢头禁子派头,向"专政对象"瞅了一眼。头头指着这个青年对我说,他负责看管监护,有事向他请示报告,服从他的命令,他负责带你去看病、治牙,不许离开他单独行动…… 正如我预料的那样:继续监护。 后楼,是指文字改革委员会办公楼后面的对外文委的宿舍,三层楼,朝南,每层楼道两边都是房间。我被带到二楼中间那间单人房,瘦高个儿"造反派"打开门,里面有木床、木桌、木椅各一个,别无其他东西,临时牢房已经准备妥当了。他住在紧隔壁一间,对我说,不准出门,有什么事随时可以找他;并且说,楼上楼下都住了人,你的一举一动,我都会知道。这说明不是他一个人在监护我,还有很多人哩。 这间临时牢房,比我在干校住在一连宿舍里环境有所改善。在一连宿舍我的床位周围有"造反派"和"五七"战士(即没有问题的干部)床位,即使我睡了,也在监护之中。没有桌子,没有椅子,看书报时,以床为桌,坐在小凳子上,久了,腿就发麻;要想休息,只有坐在床上,手里托着书看也不能持久,不到睡眠时间,更不能躺下,只好硬撑着。现在临时单人牢房,一人独居,监护虽然住在紧隔壁,可是他没有特异功能,不可能在墙那边看见墙这边的一举一动;并且还有一桌一椅,坐下来阅读书报,腿不发麻了,疲倦了,可以在屋子来回散步,白天在床上躺一下没人干涉,当然只能在临时牢房里活动,不能越雷池一步,出不了牢房的门。三餐饭,由那个瘦高个儿押着我到附近小饭馆去吃一碗面,或者一碗米饭和一碟素菜。路过小商店,看到里面的糖果和绿豆糕一类的点心,多年不吃这些我喜欢吃的东西,很想买一点儿尝尝,瘦高个儿不准,"专政对象"没有资格吃这些东西,除了吃饭以外,不准买任何东西,买日用必需品也需要他批准才行。没法买到,我只好再望那些东西一眼,仿佛也解馋,因为多年看不见这些食物了。 原来我的医疗关系,从建国之初,在上海是延安西路上的华东医院;到北京出席中共中央统战部召集的全国统一战线工作会议,如有疾病,就到北京医院看病。"文革"初期,北京医院被叫做"老爷医院",大多数病人的医疗关系转到机关所在地的小医院里,对外文委干部的医疗关系转到东四附近的隆福医院,这是区一级的医院,医生和护士对待我这个被打倒的"专政对象",依旧关怀我的健康,精心治疗,可是挂号处的人威风凛凛,自命不凡,"敌""我"分明,有次挂号的时间还没有过,我去挂号,他一看到我那"臭名远扬"的姓名,白了我一眼,说是时间过了,不挂号了。我据理力争,给他看表,说明还没有到下班时间,希望给我挂个号,好看病,我把挂号费一角钱递给他。他瞪了我一眼,把钱向窗口外边地上一扔,不理睬我了。 看上去他是个"响当当的造反派",神气十足,态度傲慢,自高自大,目中无人,当然更蔑视"专政对象"的病人。我感到受了侮辱,救死扶伤,治病救人的革命人道主义哪儿去了?正是因为陈正人、曾山受到医院歧视而不治,周总理才通知在外地上干校、软禁、劳动、下放的高级干部回到北京检查身体,这位"造反派"不知道吗?回北京检查身体治病的人戴着各种各样的被审查的"问题",都没有"解放"。"匹夫见尊,拔剑而起,挺身而斗。"(苏轼:《留侯论》)旋即想到苏轼那句话:"忍小愤而就大谋",没有理他,悻悻地回去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