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到报上刊登的这类消息，迫切要求组织根据党章规定核实我的问题、材料。2月23日，我书面报告中纪委核实会议的情况，再次要求组织核实后，再给予应得的处分。

　　由于当时党中央号召实现全党风气和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的历史背景和一些特殊的情况，开除了我的党籍，党中央又关怀爱护我，做了特殊处理，副部长的政治待遇和物质待遇不变，除撤销对外友协副会长外，其他职务保留，继续担任全国政协委员(我当时是全国政协六 届委员，以后又连任第七届政协委员到1992年止。后因年龄关系不再担任)。发表、出版作品等不受影响。

　　1986年3月4日，全国各报刊刊登新华社摘要发表中纪委的《关于开除周而复党籍决定》消息，中央广播电台与中央电视台晚间新闻联播节目时间也进行报道，新华社与中央广播电台还用各种外国语发了消息，全世界都知道了。

　　我起居像往常一样，很早起床，伏案写作。为什么能镇静如常照样辛勤写作呢?大概因为我这一生经历的不幸遭遇不止一次，在"文革"中我就失去了自由七年左右，别说撰写文艺作品了，连看文艺书籍的机会也没有，能够让我写的只是没完没了的交待和检查。现在却可以自由出入，继续创作小说，真有天壤之别。

　　青年时读《史记》我赞赏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里一段话：

　　昔西伯拘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所以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世也。司马迁蒙冤，受了腐刑，坚定不移地继续撰写，留下了与日月争辉的千古不朽的名篇《史记》。他坚信，"要之死日然后是非乃定。"

　　我一介书生，才疏学浅，不能和先贤相提并论，只能向先贤学习，但有一点和司马迁不同，他处在封建社会汉武帝统治之下，圣旨一下，谁敢提出不同的意见，而我却处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时代，建党以来，发生过多少冤假错案，都在党领导下，绝大部分平反了，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恢复了当事人的名誉。不必等到死后才定是非，当然，少数也有"要之死日然后是非乃定。"

　　受处分以后，我仍然以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坚定不渝地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

　　我身陷逆境，大概有人以为我从此走上穷途末路了。我不斤斤于逆境，不戚戚于穷途，不惧势利人白眼，不祈权势者青睐，问心无愧，默默耕耘，根据中共党章规定，我准备适当时候申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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