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致诸弟（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十八日）(3) | |
| 唐浩明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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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载：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家书 出版社：岳麓书社 作者：唐浩明 | |
| 一是湖南善化人唐鉴，即信中所说的镜海先生，此人当时官居太常寺卿。唐鉴给曾氏最重要的指导有两点：一为如何读书。唐鉴告诉曾氏，读经当专精一经，一经通则诸经通。又说，文章、义理、考据三门学问中，义理为首，义理精则文章精，经济之学亦在义理中。第二，唐鉴向曾氏指出，"静"字功夫最是要紧。若不静，则省身也不密，见理也不明，都是浮的。唐鉴又将所著《畿辅水利志》送给曾氏。这书属当时的所谓经济之学，即实实在在的于国计民生有用的真正学问。 曾氏服膺这位同乡前辈，虚心向他请教。据说，咸丰二年，唐鉴由金陵书院内召进京，年轻的咸丰皇帝在一个月内接连召见他十五次，咨询治国之道。此时，曾氏正在湖南老家守母丧。太平军已打到湖南，朝廷欲在湖南组建团练来对抗，苦于无合适人牵头。唐鉴向咸丰帝面荐曾氏，并特为指出：曾氏书生出身，久为京官，既不懂军旅，又疏于民政，初时可能会不顺，但要相信他今后一定会成功。可见，唐鉴对曾氏知之甚深，对其一生事业的影响也很大。 另一个是有理学大师之称的倭仁(字艮峰)。他教给曾氏一个修身要诀：研几。几乃几微之意。研几，即认真对待瞬间念头、细微小事，将它与修齐治平的大事联系起来，有点类似六十年代曾经流行过的一句话："狠斗私字一闪念。"研几，既然是自己对自己的整治，故最佳的方式是记日记，在日记中无情地解剖自己，批判自己，以求达到净化灵魂的目的。 倭仁后来官做到大学士，但在历史上却留下一个顽固守旧派的不好名声。同治六年，执政的恭王拟筹建同文馆，倭仁带头反对，说什么"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这话的确迂腐得很。 "理学"在近代是一门被批得体无完肤的旧学问，倭仁的迂腐不通又为"理学该批"增加一个极好的例子。但作为主宰中国思想界数百年之久的这门学说，也并非就一塌糊涂、一无是处，它至少在培育人的心志道德操守等方面有着难以否定的作用。曾氏在日后组建湘军之初注重其血性精神方面的教育，他本人大权在握时能清廉自守、军情危难时能适时调整心态、大功告成时能谦退自抑等等，无疑都得力于早期的"研几"功夫。 这种以读书再学习为主课的翰苑闲官生涯，便是曾氏京师与弟书的背景。这个时期一直延续到道光二十七年出任礼部侍郎时为止，历时七八年。在这封信里，曾氏与诸弟谈自己读经史、拜师交友等情形，即为当时的真实写照。他要诸弟以"专"字法读书，便是转授唐鉴的指教。 这封信在谈到为学时有两点值得我们注意。 一是"猛火煮漫火温"法。这是子思、朱熹等人从熬肉中得到的启发：肉必须经过这样的熬，味道才会全部出来。读书亦是如此：先在短期内集中精力阅读，掌握所读之书的概貌；然后再对其中的章章节节乃至字字句句作慢慢细细的咀嚼，读熟读透，以求探到书中的精义奥赜。对于必读的经典书籍，这种"猛火煮漫火温"的方法值得借鉴。 二是谈乾坤礼乐之道。以书法为例，乾为神，坤为形，真力弥漫为乐，丝丝入扣为礼。这种将对立融为一体的思维方法，颇有点辩证统一的味道，值得把玩摩挲。 曾氏这封信中提到的京师朋友，笔者将在以后的相关评点中再说及。这次先介绍两个人。一为吴竹如。竹如名廷栋，江苏人，此时为翰林院官员，以后一直在京师做闲官，晚年回籍主讲金陵书院。而曾氏恰在此时做两江总督，彼此过从较密。曾氏死前一个月，两人还见了面。曾氏年谱记载："正月初二日，公访吴公廷栋宅，畅谈学业，语及邸抄倭文端公遗疏，交口称之，谓倘非自撰，不能抒写其心中所欲言。因语及昔年故交零落殆尽，黯然而别。"三十年前京师谈学论道的朋友，曾氏在晚年所能见到的仅此一人。曾吴之交，亦可谓全始全终。第二个是谢果堂。谢为湖南湘乡人，亦为翰苑官员。他本人无甚特别业绩，但他的父亲谢芗泉则有一个名震京师的壮举，多少年来一直为人所称道。乾隆年间，正是和当道、炙手可热的时候，京师上下谁也不敢得罪他。和家里的仆人也仗势胡作非为，人们敢怒不敢言。一次，和仆人坐着大员才可乘坐的大红障泥车招摇过市，遇到时为御史的谢芗泉。他怒不可遏，命人拿下和仆，亲自放火烧掉这辆车，替众人出了一口气。大家叫他为"烧车御史"，对他的正气和胆量钦佩不已。和脑怒至极，但又发作不得，过两年后还是借故将谢削了职，直到和倒台后谢才起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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