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月15日，邓小平在周恩来追悼会上代表中共中央致悼词之后，便从报纸上消失了。这时，“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在全国紧锣密鼓地展开。

　　春节前，江西省委常委刘俊秀来看望爷爷，谈到正在开展的运动，爷爷针对江青一伙人鼓吹“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愤慨地说：“别听他们‘革命’口号喊得比谁都响，实际上就是他们在破坏革命，破坏生产。不讲劳动，不搞生产，能行吗？粮食不 会从天上掉下来。没有粮食，让他们去喝西北风！”

　　进入1976年后，爷爷的身体明显不如从前了。

　　一年前，爷爷每天都要在万寿路的大院里转三大圈，吃完早饭围着院子转一大圈，吃完中午饭转一大圈，吃完晚饭再转一大圈，然后才休息。除了这种散步活动，还有爷爷几十年来自己“发明”的一套健身操，从头到脚都可以活动开，最后还要双手叉腰地吹上几声口哨。这套健身操，爷爷每天都做，几乎是风雨无阻。但是到了1976年后，这健身操爷爷渐渐地做不动了，散步也渐渐地由三大圈变成了三小圈，后来又变成了一小圈。直到最后除了那口哨之外，其他的一切都大大地简化了。

　　我回家时看到爷爷身体更加衰弱，心里非常着急，就和奶奶商量说：“如果可能的话，我就多在家里呆一段时间，陪陪爷爷吧！”

　　奶奶说：“总理去世后，你爷爷的身体已明显不如从前了，北戴河离北京也不远，如果有时间和部队允许，抽空多回家看看。我也和有关的领导打个招呼！”

　　所以，那个时候，我每个月都回家几次，在爷爷奶奶身边的时间就相对多了一些。

　　3月9日下午，吃完晚饭后，爷爷把我叫到他的房间，指着床头上的三本书说：

　　“这里的三本书，你们是不是有呀？”

　　我拿起桌上的书看了一下，是新出版的关于《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辩证法》和《政治经济学》的三本辅导读物。我看了后，冲爷爷摇摇头说没看过。

　　爷爷示意我坐下。他说：“这几本书解释了马列主义的基本理论，很好懂。你可以拿去看看。但是你要明白，马列主义不是只在书本里，只懂书本里的马列主义，不算真懂，只能算是教条地懂。真正地懂，就是要应用马列主义的原理，解决实际问题。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的国家大，但落后，科学、技术、生产、国防都跟不上形势的发展要求。中国是一个大国，是人口众多的国家，全世界的国家都很注意我们，第三世界更注意我们，他们不仅希望我们在政治上支持他们，而且也希望能在经济上支持他们。把生产搞上去，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是毛主席的思想，是总理报告中讲的，没有问题。这么大个国家，生产搞不好，怎么支援世界革命，怎么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怎么达到共产主义目标呢？说抓生产是偏离政治方向，这样的提法不对头啊！八亿人民要吃饭呀，要穿衣呀，要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呀，不抓怎么行呢！”

　　爷爷说到这里，想了一下后说：

　　“我年纪大了，身体也不好！我是1922年加入我们党的，到现在五十多年了。我们党是伟大的，我对党是有深厚感情的，没有党和主席的领导，就不会有今天。但现在我们党的情况不好，主席身体也不好，我们党内还有野心家，还有王、关、戚一类，他们很阴险呀！不要把斗争看得很简单，这些人不是真心搞马列的，他们和林彪一样，对别人是马列主义，对自己搞的却是阴谋诡计……”

　　也许是谈的时间长，累了，也许是爷爷忧之太切，谈到这里，他把头仰靠在沙发上闭上了眼睛。

　　可当我想扶他去休息时，他的手却微微地摇了一下，示意我在他的旁边坐下，又接着说：

　　“五十年的革命了，我相信中国人民是有觉悟的，搞两面派的人是不会有好下场的。你不要到处说，这是我的意见，相信历史能够做出正确的回答的。你们要努力为党工作，做人民的勤务员。一辈子要光明正大……”

　　听爷爷这么一说，我的心里忽然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

　　我强忍着眼泪说：

　　“爷爷，我扶您去休息吧！”

　　爷爷看看我，点了点头。

　　我的本子还记着这年3月31日至4月6日，爷爷和我的其他几次谈话，从这些谈话中，可以了解爷爷当时的内心世界。他说：

　　“‘文化大革命’，涉及到很多人，也涉及到了我，这些你都很清楚。这里面有林彪一伙搞的，也有其他原因。老干部进城了，薪水高了，房子住的好，这些比人家特殊，人家不满意，说我们做官当老爷，说得对嘛。我不是经常和你们讲，你们属于贵族子弟吗？论生活，论条件，都比一般工人农民优越嘛！不能认为这些是合理的，是正常现象。这些东西对你们并没有什么好处！”

　　谈到这，爷爷有些激动，他说：

　　“当前的斗争还是一个权力的问题。这是问题的实质。他们制造舆论说老同志思想跟不上了，要换掉，通过斗争换掉，是为他们夺取最高权力扫清道路。民主革命有同路人，社会主义革命也有同路人嘛！王、关、戚，蒯大富、聂元梓不就是同路人！他们投机革命，是想当官，想搞特权，要看透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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