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周恩来总理没有出面干预“批朱大会”的那段时间，“人大三红揪朱兵团”来到天津，闯进我母亲所在的医院，在医院里贴满了“打倒黑司令朱德、儿媳妇赵力平”的大字报。他们煽动群众，大肆诬蔑“朱德是黑司令，不会打仗，没打过仗，是个大军阀。”

　　那时我母亲的行政职务已被剥夺了，就连人身自由也受到了限制。她被勒令每天晚上“交待问题”，直到深夜一两点钟才能回到家里。

　　当时，我母亲曾问斗她的人：“你们家有三个烈士吗？我们家为革命牺牲了三个人，你们懂不懂？你们去调查去吧，我们家没有问题。”

　　我母亲赵力平的老家在河北定县大定村。战争年代家中有五人参加革命队伍，三人为革命献出了生命。我姥爷赵鸿儒和他的弟弟是那一带最早参加八路军的。受家庭的影响，我大舅赵士珍、二舅赵士斌都参加了革命。我大舅在左权部队当过副营长，1943年在战斗中牺牲了。我二舅在部队积劳成疾也死在了前线，我母亲的叔叔也是在部队牺牲的，当时组织上都给他们发了烈士证。因为这些烈士证是贺龙签发的，贺龙在“文革”中被打倒，烈士证被当成罪证抄走。直到“文革”结束，烈士证才又返还。

　　这些人听了我母亲的质问，还真的跑到我母亲的老家去了一趟，一看找不到他们想要的东西，就找歪理，他们说：“你们家不是贫农，你们家乡还有一个小毛驴，四条腿，你们家算有一条腿，你们家不能算贫农。”

　　原来，我母亲的老家人因为太穷，一家买不起一头驴，就四家合买了一头，各家轮流用。这在造反派的眼里，这就被看作是一家有一条驴腿的财产了。

　　我母亲听了这话，又好气又好笑，她说：“你们去看规定吧，你看看当时规定什么是富农，什么是贫农。”

　　一计不成，一计又生。“人大三红”密谋绑架了我母亲。

　　当时我母亲住在她们医院的宿舍里。那天夜里12点多，有人对看门的老师傅说，要找赵院长，要抢救病人，必须要她去，否则病人死了她要负全责。

　　这个老师傅赶忙找到我母亲说：“赵院长，你可别出来，我看这些人不善，不像是好人，你千万别出来！”

　　我母亲想：不去不行啊，真有病人不去抢救，这不是又给造反派一个口实吗？再说病人出了事怎么办?

　　那时候我妹妹还小，我姥爷、姥姥跟我母亲住在一块照看她。我母亲也没敢惊动他们，就急急忙忙出来，还没到门口，一帮人就“呼啦”一下子围了上来，把她拽上了停在门口的一辆带发动机的三轮板车里……

　　我母亲质问他们说：“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有什么权力抓人，你们简直成了土匪了！”

　　他们也不吭声，开车就走。

　　机动三轮车在寒夜里颠簸，连个篷子都没有，寒风刺骨。我母亲被四个人夹在中间，不知被拉到哪里去。她直挺挺地坐着，一夜没有合眼。

　　直到第二天早晨6点多钟，我母亲被拉到了中国人民大学，被带进一个昏暗的小屋。呆了一会儿，有人偷偷地对她说：“他们绑架你来是要开批斗会，是敦促你交待朱德的问题。”

　　后来知道，当时人民大学的造反派其实分成了两派，一派说要我母亲揭发爷爷，不揭发就开她的批斗会；另一派则不同意，说人家是天津人，“人大”没有权力开人家批斗会。

　　在关押我母亲期间，他们反复威逼我母亲“交待问题”。

　　他们问：“你上过中南海多少次？对朱德的反革命罪行你掌握多少？”

　　我母亲说：“我去的次数多了，我们是一家人为什么不能去？我不知道什么是反革命，每次去，爹爹都教育我们好好学习，好好工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他们说：“我们不要你说这个。”

　　我母亲说：“你们要我说什么？”

　　“要你说，朱德是怎么搞反革命活动的。”

　　我母亲说：“没有就是没有，我不能瞎编乱造！”

　　就这样，我母亲被造反派关了半个多月。

　　就在我母亲被带走的第二天，传达室的那位老师傅告诉我妹妹：“昨天晚上你妈妈被一伙人给带走了。那一帮看起来不是好人。”

　　听了这个消息，我妹妹赶忙跑到我父亲的单位。到了那里才知道，我父亲也“失踪”了……

　　最后还是通过北京铁路局找到北京造反派的头头，才知道我的父亲母亲都被他们绑架到了北京。

　　知道了这个消息后，天津铁路局找他们谈判，说：“你们是北京造反派到外地去抓人批斗，这不合原则吧。”

　　又加上周恩来总理的干预，“人大三红”这才把我的父母放了回来。

　　母亲回到自己的医院，又来了“支左”的军人，还是逼我母亲交待爷爷的“反革命罪行”。

　　我母亲说：“我爹爹的情况我了解，但反革命罪行我不知道！”

　　那个“支左”的军人说：“老赵哇，我们这是对你的关心，你是老干部、老同志，你要明白地划清界限，中央已经下了通知，朱德是三反分子，他是反对毛主席的，是要被打倒的对象。”

　　我母亲说：“既然是中央的通知，你就去问中央好了。你要是问我，我还是那句话，我们一家都是革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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