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4月2日下午5时，葛佩琦来到了北京东城富强胡同，胡同里并没有便衣巡逻，耀邦家的大门口也没有武装警卫。他按了大门一侧的电铃，出来一位警卫人员，问他找谁，他说要上访胡耀邦同志。这位警卫人员转身就回去了。

　　不久，出来一位干部。葛佩琦向他通报了姓名和来意，他说：“我知道你的名字，你带着材料吗？”

　　“带着，”葛佩琦说着，就把一封约有五百字的申诉信递了过去。

　　“耀邦同志现在正会客，没有时间接见你。今晚我一定把你的信转上去。请你留个电话，以便将处理情况及时通知你。”

　　“我住在一个大杂院里，没有电话。”

　　“那只好请你再辛苦一趟。明天下午还是五点来。”

　　第二天下午，葛佩琦按时前往。他一按门铃，那位同志就出来了，交给他一个中间印有竖方形红格的大信封，并说：“你拿着它去中央组织部，找陈野苹副部长。”和这位同志一起出来的一位青年学生，在一旁热情地说：“中组部在西城，就在西单商场北边，您快去吧！”葛佩琦感激不已。

　　但天色已晚，视力又很差，他决定改日再去中组部。回到他住的那间小屋，天色已黑。他打开电灯，拿出放大镜，仔细看了那个用红粗铅笔竖写的大信封。右首写的是“中组部”，中间红竖长条格里写的是“陈野苹副部长”，左下首是“胡耀邦”的签名。他从信封中抽出了他自己的那封申诉信，看到了耀邦对它作了这样的批示：“指定专人，督促有关单位对葛佩琦同志落实政策。”再细看，耀邦在申诉信落款时间“三月二日”的“三”字下面，点了两个大红点，葛佩琦才意识到自己原来把“四月二日”写成“三月二日”了。连这么芝麻点儿的小笔误，耀邦都予以点正，可见他对冤苦人的申诉信看得多么仔细、多么诚心！

　　葛佩琦心潮滚滚地久久捧着这封申诉信向窗外凝思着，一动不动，像铜铸石雕一般。终于，他不禁喃喃自语起来：“真是柳暗花明、柳暗花明啊！这不只是关系到我们一些个人的命运啊！”

　　大杂院的邻居们听说葛老头去胡耀邦家里上访，纷纷前来打探个究竟。他把这两天上访的经过，详详细细地说了个痛快，使这些老老少少都听得出了神。有的说，“胡耀邦是拨乱反正的带头人”；有的说，“胡耀邦在做团中央第一书记的时候，就十分关心群众的疾苦。”他们都为葛老头幸逢大好人而祝贺。

　　第二天早晨八点半，葛佩琦就到了中组部。陈野苹到中南海中央书记处开会去了，他的秘书任小彬来到会客室接待了葛佩琦。任小彬说：“你的问题如何解决，得由陈副部长决定。”说着给葛佩琦写下了他的电话号码，“有事请打电话联系。”

　　过了两天，葛佩琦给任小彬打了电话。任小彬说：陈野苹副部长已指定中组部干审局的一位局长接见你，并说明了接见的时间与地点。葛佩琦按时前往，见到了干审局的一位副局长，在交谈中有这样一段对话：

　　副局长：人民大学的《复查结论》，认为划你为右派不属错划，你为什么不同意？

　　葛佩琦：这个《复查结论》，是以1957年报纸上刊登的那些对我的诬陷不实之词为依据得出来的。那些话不是我说的，报纸在刊登之前，没有征求过我的意见，更没有我的签字同意，这是没有法律效力的。根据没有法律效力的话作出的《复查结论》，我当然不能同意。

　　副局长：你说你没有说过那些话，可有什么证据？

　　葛佩琦：有！我有人证与书证。1957年5月27日，《人大周报》登出那些话之后，我就到人民大学党委作了更正。党委副书记、副校长聂真同志接见了我。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登出那些诬陷我的话，第二天我本人送信给《人民日报》，要求予以更正。

　　副局长：好，今天就先谈到这里。对于你提出的问题，我们将通知有关方面重新复查，查出来的材料会与你见面的。

　　葛佩琦：我对耀邦同志和中组部的同志绝对信任。问题在于人民大学，我还有些不放心。

　　副局长：请你放心，我们会督促他们尽快重新复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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