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1957年12月24日深夜。嘭嘭的敲门声把葛佩琦惊醒。一位穿便衣、两位着警服带着手枪的人被让进了书房，问清了姓名便掏出“逮捕证”。他问为什么要逮捕他，得到的回答是“你是反革命”。他说“我自学生时代就参加了革命队伍，为革命做了很多工作”。来人说：“有话以后再讲，你先签字吧！”他在“逮捕证”上签了字，便被一副闪亮的手铐铐住了双手。然后便开始了查抄。衣箱、书箱、橱橱柜柜，都搜了个遍。当他们搜出他当年做地下工作、掩护自己真实身份时穿的国民党的军装、骑在缴获的日本战马上照的一张相片时， 他们高兴得大叫：“这不是反革命的证据吗？”

　　查抄完毕，天已拂晓。他戴着手铐，扛着行李，上了公安局的吉普车，被押进了一所监狱。

　　这监狱坐落在北京城东北角的草岚子胡同，人们叫它“草岚子看守所”，原是国民党的“北平军人反省院”，当年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人就在这里被关押过。他被关进了没有十平方米的监号。门上有个高约三厘米，横约十厘米的长方形“窥孔”，内有一张木板铺可睡五个犯人，屋角有个大尿桶。每天除“放茅”（上厕所）、“放风”（跑步）外，不能出监号寸步，吃过一个小窝头、一碗棒子面粥和一块咸萝卜的早餐，指导员找他谈话：只要坦白交代，仍有光明前途。

　　第二天，同一内容的早餐后，一位女管理员在监号门外喊：“葛佩琦：出来！”他被领到监房院的大门，一位武装战士把他带到了另一个院子。这院子北边有一排平房，一溜开着五六个门，每个门旁都挂着“审讯室”三个字的牌子。他被带进了一个审讯室，坐在办公桌旁边的，正是前天晚上逮捕他时那位穿便衣的同志。

　　“你刚进看守所，可能有些不习惯，过一段时间就好了。把你带到这里来，是为了弄清你的问题。你只要好好交代问题，就有前途。”

　　1958年2月18日，春节。春节过后，葛佩琦入狱已近两个月，才第一次接受正式审讯。审讯他的是一位年轻的审讯员。这位年轻人对祖国的现代史和党的地下工作知识，似乎还是一张大白纸。当葛佩琦回答他对“历史经历”的询问，说到1938年在河南商丘地区组织豫东抗日游击队时，这位年轻人问：“你组织游击队干嘛？”葛佩琦回答：“抗日。”这位年轻人把桌子一拍：“胡说！国民党是积极反共的，你会抗日吗！”

　　“你说说，你在东北当‘国民党少将’，你都干了些什么？”

　　“我是共产党员，”葛佩琦说，“是党的地下组织派我打入国民党东北保安长官司令部，以‘国民党少将’名义作掩护做地下工作的，我搜集了国民党的大量重要军事情报，报给了我党地下组织……”

　　“你是‘国民党少将’，你怎么会是共产党员呢？”年轻的审讯员怒斥道。“你这是公然污蔑共产党！这是审讯室，你要小心！你要这样胡说，就要罪上加罪！”

　　这样的审讯一共进行了三十六次，有时白天黑夜连续进行，葛佩琦视之为“简直是精神折磨”。从第一次审讯后，他就再也不提自己是共产党员。审讯员给他的“写亲笔供词提纲”中，也没有要求写参加共产党和奉党的指派做地下工作这一条。为党为国出生入死十几年，早被一笔勾销了！

　　1958年秋天，这位年轻的审讯员，对葛佩琦进行了第二阶段共达三十次的系统审讯。审讯内容与第一阶段的大致相同，但也提出了一个新问题：“你出卖了共产党的哪些利益，才当上‘国民党少将’的？！”葛佩琦说：“我不但没有出卖共产党的利益，我还给共产党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抗战胜利后，党中央西安地下情报组织派我到东北做地下工作时，不是我一个人而是一批人，单是我们这个情报小组就有四个人；以‘国民党少将’名义作掩护的，也不只是我一个；和我在工作上单线联系的李年，也是用‘国民党少将’身份作掩护的……”

　　1958年初冬，审讯员给葛佩琦一份“写亲笔供词提纲”，他很快写好交了上去。不久审讯员对他说：“你的问题已经‘结案’，听候法院开庭审理。”葛佩琦不禁暗自惊喜，以为尽管度日如年地苦熬了几将一年的岁月，终于“结案”快回家了！

　　1959年2月下旬，他看到了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分院送来的一份《起诉书》，他才知道自己的那种“暗自惊喜”未免太想入非非了！《起诉书》中把他的革命历史全部称为“反革命历史”，把1957年6月以来大小报刊上对他的那些栽赃诬陷的不实之词作为论据，说他“公开叫喊要杀共产党人和推翻人民政权”，要求法院对他“依法惩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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