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求立即判处死刑的报告，被送到了江西省委。省委常委会讨论是否作同样批复时，发生了一场争论。省委常委、秘书长王泽民、省军区政委张力雄等同志认为，对李九莲的本质及其思想言论，应作唯物主义的分析。应该说，这位女青年的本质是很好的，是忧国忧民、勤于思考、要求上进的。这样的青年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当然，她很不成熟，在探求真理的过程中，对一些问题的看法难免有失偏颇，或对同一事物的认识有所反复。这是很自然的，应该予以谅解宽容。我们这些革命几十年的人，在这方面还有过摇摇摆摆，何况像她这样 的年轻人，在思想认识上产生这样那样的错误，怎能过于苛求呢!再说，1969年她给恋爱对象写的那封信，以及她写的那些日记，根本不算犯罪，可是她受到了拘禁，定性又错了。人家事后要求平反，本不为过，又把人家抓了起来判以重刑，谁能咽下这口气?因此可以说，这个案子从一开始，就是个错案。既然在粉碎了林彪、“四人帮”之后，“四个指向”的定罪法已不存在了，又是在“年终评审鉴定”小组会上念了尚未写完的材料，怎能叫做“反革命煽动”?至于她对江青和整个“四人帮”的错误认识，只能归罪于我们民主生活中的弊端。如果过去没有人把他们捧得那么高，把江青树为“战友”与“旗手”，把他们的劣迹和野心包得紧紧的不让世人共知，李九莲和类似的年轻人就不会对他们产生那种错误认识和幻想。再进一步说，如果李九莲没有被一捕再捕，长期与世隔绝，促其产生严重自暴自弃的对立情绪，而让她一直生活在人民之中，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吸取新的空气，她必会像迅速识破林彪真面目那样认清“四人帮”本质的，同样也会正确理解邓小平代替周总理主持工作时“九大整顿”内涵的。

　　因此，王泽民、张力雄等同志不同意判处李九莲死刑。

　　但是，讨论到最后，到会的常委中的多数人同意“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报告，王泽民、张力雄们只有三票，无力挽狂澜之既倒。

　　消息传出，赣州地委为彻底肃清李九莲在赣州地区的影响，并进一步打击“李九莲问题调查委员会”，要求省委将李九莲的死刑改到赣州执行。省委立即批复同意。

　　李九莲被押解到赣州得到如此判决，却漠然待之。她既不上诉，也拒不签字。和几度绝食求死时一样，她认为在这个天地里，很难做一个清白正直的人，“活不如死”。她只在一小片粗劣的灰黄色手纸上，草草留下了一首题为“真理的花环”的小诗：“谁准备用真理的花环武装自己，同时也是准备用粪土包裹自己纯洁的灵魂!”她又在另一小片同样的手纸上写道：“我只是像一只杜鹃似地啼出血来，又有何用?我向冰冷的铁墙咳一声，还能得到一声回音，而向活人呼喊千万遍，恰似呼唤一个死人!!”

　　1977年12月14日，浮云蔽日。上午九时，赣州市宽大的体育场举行三万余人的公审宣判大会。主席台下先站了一排都被戴着手铐的“李调会”主要成员。他们此来是“陪绑”，最后押进会场的，是五花大绑的死囚犯李九莲。为避免她在广众之前进行分辩或呼喊口号，她的下颚和舌头早被一根尖锐的竹签刺穿成一体，与沈阳张志新之被割破喉管和长春史云峰之被缝起嘴唇两角，“异曲”同工。对她的“判决书”一念完，就在她的胸前挂上“现行反革命分子李九莲”的大牌子，背后插上打着红××的亡命牌，咽喉紧勒，口塞毛巾，架上死囚车游街示众，使她完全彻底地失去了任何呼喊的能力，游街一周后，她被枪杀于赣州市西郊土红色丘陵地带的一座小松林中。她的亲属不敢前往收尸。

　　一个月后，即1978年1月，曾是“李调会”的广播车广播员，已有三岁女孩的年轻女教师钟海源，在南昌郊区被处以极刑。

　　1978年6月及10月，又有一批“李调会”人员被当做揭批查“四人帮”余党的重点人物，而先后被抓进牢房。据不完全统计，连同宣判李九莲死罪的公审大会上陪绑的十余人在内，前后被扣以“现行反革命”罪而被捕入狱的“李调会”成员达百人左右，其中被判五年以上、二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的达六十人。

　　在监狱之外，许多机关、学校、厂矿、科研部门声援过李九莲的干部群众，包括原地委常委赣州市市长、原《赣南日报》总编辑、地区或赣州市的一些局长、赣州四周的一些县委负责干部多人在内，被开除党籍或团籍、开除公职或留用察看、党内警告或行政记过、降职降薪或免职停职靠边站的，多达六百多人；挨批挨斗、写检讨、坐“学习班”的，以及受到株连的同学、亲友、熟人等等，则数以千计，其中有的人被迫自杀，终于形成了一个殃及广众的大冤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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