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一个我真心喜爱的孩子指着我说：“都是你，都是你，我都三天没看《几度夕阳红》了……”这次真让我伤心透了，我把红袖章和小板凳儿往地上一摔就又出门了。

　　让你们去看他妈的《几度夕阳红》吧！

　　让你们抱着电视机去学撒谎吧！

　　出门、回家、出门、回家，这已经成了一种生活节奏，一种生存方式。

　　本来，“社会闲散人员”还有点儿剩下来的权利，可以用来去找一张“求职证”，可是让我害怕的是这类事情的本质，你不得不去和分散在各地的一个个独立的、像机器一样的国家机关去打交道。你出了这个门进那个门，仅仅是为了那些一张张奇形怪状、一钱不值的纸头儿，让你觉得你这一辈子烦透了的、没完没了的日子比纸还轻，让你觉得原来听起来如此重要的国家、政府什么的吃饱了饭没事干，就像一些人酷好麻将一样酷好制造表格，以便于他们就像在麻将桌上凑“和”一样把你驴唇不对马嘴地收拾到一块儿，差别只是在麻将桌上你总是知道你要赢谁，而他们这样干你永远也别想知道他们到底想赢谁。

　　你还不得不回答各种不一样的机器提出的各种不一样的问题，每个问题都深入到你的灵魂深处，让你毛骨悚然，以至于你去打交道以前不由自主地数自己的脚趾头想证实一下它们是否十根儿，以此来巩固一下你剩下的那点儿可怜巴巴的自信。其实不管你怎样自信都无济于事，从你出生时你娘为你填写的第一张表格起，你的自信就开始一点儿一点儿地被剥夺了，直到你死去的那一刻，不知何人为你填写最后一张表格时，你的自由不过是在一个个狭小的、正方或长方形的格子里。用西庸在遥远的欧洲的经验来证实这一点也许更为确切。在他去“自由”的欧洲以前，虽然各种表格填得他不知用哪只手手淫更舒服，他还是怀着上天堂一样的喜悦去的，但不到半年，他在电话里说：“真没劲！”我问他为什么，他说：

　　“我用中国话填表都填他妈不利落……”

　　后来西庸在电话里像总结似的告诉我：中国人要的自由是因为他们觉得乱七八糟的表格虽多，但什么都规范不了，而西方人要的自由是因为表格把什么都规范了。

　　“你说，哪一种好？” 他在电话里问我。西庸在德国的一个电话亭给我打电话，因为大舅妈不允许西庸在她的中国饭馆里打电话，所以他只能跑到外面去打电话。他说那边儿正在下着大雨，我能想像得出他此刻正在一个凄凉的电话亭里两眼发直。我大概地知道，没有不凄凉的电话亭，尤其是大雨中的电话亭，尽管是远在世界的另一头。我，怎么会知道哪一种更好？这里面也许没有好不好的问题，反正无论在哪儿，有一点我始终确信不疑，那就是——无论在哪儿，什么也不会剩下！

　　在我还没来得及知道西庸发誓许愿地要弄我去欧洲的事儿进行得怎样了以前，西庸介绍我认识了一个家伙，在电话里说，这家伙也是我们的苦难兄弟。这家伙脸色铁青，龇牙咧嘴，鼻孔朝天，眉头紧皱，就像一只饿坏了的大猩猩。他穿着一身破烂衣服，因为驼背，他站起来时，那衣服的前襟立即长了几寸而后襟又短了几寸，看起来非常可笑。如果有一个漂亮的女人从他身边走过，他就会下意识地舔舔嘴唇，一直盯着那姑娘的背影，直到她消失在远处，那模样和西庸在 G 山附近表演“强奸”时差不多。

　　仅就这一点来说，我完全可以理解，我的一个美国朋友曾就这一类事发表过高明至极的见解，我想非常有必要在这里引用一下。他说：

　　“我每次看见一个我心爱的姑娘在这巨大无边的世界上朝着和我相反的方向走去，我的心就像被扎了一刀似的发疼。”

　　这也是我常常会有的感觉。你想像一下吧，你首先听到她那矫健悦耳的高跟皮鞋声，然后你看见她，步态是如此的优美，面容是如此的娇好，而她竟然不看你一眼，只留给你一股让你心旌摇荡的香水味儿和一阵渐渐消失的皮鞋声，你站在那儿能干点儿什么？你只能为你们居然不相识而心绞痛，舔舔嘴唇罢了。我本能地觉得这大猩猩大概和我同类——都是那种姥姥不疼舅舅不爱、自轻自贱的家伙。起初我们只是面对面坐着互相盯着，就像野狗碰上了同类，先疑惑地打量，慢慢走近，嗅嗅气味，然后互相承认。我们马上亲热起来，就像失散多年的兄弟。我们一边互留地址、电话他一边告诉我：他刚经过一年劳动教养，现在期满回家，罪名是盗窃。

　　“你都偷点儿什么东西呀？”

　　“咳！ 就是一点儿猪肉什么的。”

　　“那你一定吃得不错。” 我说。

　　“小偷小摸， 小偷小摸 ……”他很谦虚。

　　尽管我们互相留下了通讯地、址电话号码什么的，可后来有很长一段时间我没再看见这大猩猩。

　　不过我在我孤独的时候经常想起他。我一个人不能生活，我也不能和好多人一起生活，这就是我这种人一生中的麻烦所在。我应该有臭味相投的朋友，就像西庸。大猩猩还是有几分吸引我，有几次闲得无聊也曾想打个电话给他，可最终也没找到他留给我的地址、电话，只好作罢。我估计他也应该会想起我，那就让我们打开我们的鼻孔互相闻吧。世界尽管很大，我相信有我们这种味儿的人有限，所以不急，我们总能互相闻到对方的，我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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