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心中已经到达真正平和的境界，是写不出这样的诗来的。

　　白居易的闲适诗，在正统文学史中总要和《秦中吟》《新乐府》对立起来，说宣扬地主阶级情趣，表现出思想中消极落后一面云云。我得承认闲适诗的大部分成就不高，相似的题材被反复表达之后，带来只能是单调。我也总以为文人们过分热衷于渲染安贫乐道知足常乐，使之无可避免成为诗里庸俗的流行符号。但我还是每每被他笔下的“庸俗”生活所打动， 换句话说，他的庸俗叫我十分愉快。

　　《食笋》：

　　此州乃竹乡，春笋满山谷。山夫折盈抱，抱来早市鬻。物以多为贱，双钱易一束。置之炊甑中，与饭同时熟。紫箨坼故锦，素肌擘新玉。每日遂加餐，经时不思肉。久为京洛客，此味常不足。且食勿踟蹰，南风吹作竹。

　　我重视对一首诗的“阅读初体验”，那表示你在不经缜密思考前，一首诗最直截打动你的力量所在。“紫箨坼故锦，素肌擘新玉”是好却不出奇的比喻，读到此尚觉平平耳。最后一句却叫我忍不住笑了起来。

　　于是想起李商隐的《初食笋呈座中》：“嫩箨香苞初出林，於陵论价重如金。皇都陆海应无数，忍剪凌云一寸心。”我爱李商隐一如爱一个不知世故屡屡受伤的孩子，比起白居易，他活得委实太痛苦。

　　还有一次我忍不住笑出来，是看到文集中元和五年四月二十六日的《奏陈情状》，白居易自请调任京兆府判司，理由是“资序相类，俸禄稍多”，可以奉养母亲。此事新旧唐书本传中皆有记载，可能是要表彰孝道吧。其实在他自己，不过是在说老实话而已。后世人可能很难理解这一点。韩愈《教子诗》就遭到很多理学家怒斥，其实他也不过是在说老实话而已。

　　洪迈《容斋随笔》记录了他读白集的一些零碎感受，其中就说到白诗喜纪年。白居易往往随手把自己年齿写入诗章，甚至不避琐屑。读他的诗，简直就能把他的年表勾勒清楚。他还把自己每任官职俸禄多少，也写进去。

　　洪迈觉得有趣，但他没有说为什么觉得有趣。我想，对白居易来说，诗和日记差不多吧。他并不经常刻意写点什么流传后世，而是习惯性的用它来记录的生活。诗对他就是“日用不觉”的。这必然造成一部份诗作面目之平庸——见过篇篇精致的日记么？篇篇精致的日记，一定是用来发表的行货，而不是给自己看的东西了。诗的语言无疑需要锤炼，但是我以为“两句三年得，一吟泪双流”“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未免小家子气，且有远离诗作为“心声”的本质的危险。

　　宋代以后，由于权威范本的确立，你可看到，诗论首先关注的是何种的风格门径，“气味直逼老杜”“似中唐”“有晚唐风韵”……每首诗就此被定格在一个框架内，挣脱不开。在古典时代彻底逝去之后，今天写旧体诗的人，更是无论如何都无法回归那种纯朴的“诗生活”的境界。

　　所以我以为“元轻白俗”之讥，对诗来说，轻足以为病，俗却不然。白居易之“俗”，使人亲切。只是白居易的七律，看了确实叫人打呵欠，乃是这种体裁自身森然面目使然——白居易把它们写得和顺口溜似的。

　　历宦多年，白居易渐渐把生活分成两部分：朝廷的，自己的。他也把诗分得很清楚：给世间的，给自己的。他做自己本分的事，有遗爱于百姓，还总是惭愧自己素餐，“今我何功德，曾不事农桑。吏禄三百石，岁晏有余粮”，类似的话在诗集里反复出现过，你没有证据怀疑他的真诚；他也不准备再扑上去作力挽狂澜状，武元衡一事，已经叫他付出了不小代价。他并非怯懦的人，只是看不到牺牲的价值。好比投入一潭死水的石子，顶多荡一圈涟漪而已。“平生五色线，愿补舜衣裳”从来都是文人的自作多情，即使狂放如李白，沉郁如杜甫，也始终看不破诗人梦幻在狰狞政治面前真实的地位。“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入世出世的游戏，文人百玩不厌，但难能到白居易清明的境界。

[上一篇]  [返回目录]  [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