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小说是对“才子佳人”模式的反讽，张扬了“佳人”间的“情”，就必然动摇了“才子”的固有形象。在小说中，孟安仁这个“才子”，已经不居于叙述的核心地位，也不是女性关注的焦点。他只是俗而又俗的一个人，虽然蒲松龄给足了他面子（否则辱没十一娘，也不显封三娘的眼力），又是“仪容俊伟”，又是“翰苑才”，但其品质颇可怀疑。封与范旧地重游，与之相遇，他“忽睹两艳，归涉冥想”，封三娘刚一进门，他就“大悦，不暇细审，遽前拥抱”，以至封不得不赶紧声明“妾非毛遂，乃曹丘生”。封三娘成全了他的婚姻 ，可十一娘出了个馊主意，他竟照做了，小说虽未直书其心理，但正中下怀无疑矣。比起运筹帷幄、成人之美的封三娘，他的形象要猥琐得多。至于范十一娘的父亲，鼠目寸光，虚伪顽固，更不足论。小说中第三个男性，十一娘之兄，只从封三娘的眼中点了一笔，就可看出是个急色鬼。虽然蒲松龄不曾发出“女人是水，男人是泥”这样的惊天之论，但在本篇中将所有男性一笔抹倒，也够叫人惊奇了。

　　这篇小说笔锋之尖锐，今天看来都难以接受，那为什么少有人发现这点？如本文开头所讲，它被巧妙的隐藏在一个又一个我们熟知的“套子”里，以至于我们很容易将封三娘看作范十一娘与孟安仁的爱情守护神；它是歌颂男女婚姻自由，反对门当户对的势利观念的，等等。在当时和今天都能受到欢迎。

　　那么，难道男女之情不是人类自然而美好的感情吗？难道同性爱不是一种性偏差吗？本篇的意义又何在？同性爱确非常态，但在特殊环境下，它不单是能被理解与同情，甚至是可以被赞颂的。中国女性所遭受的压抑摧残，时间之长、程度之烈，世无其伦。女性除了作为母亲获得可怜的一点尊重（还有“夫死从子”一说呢），她的父亲、她的丈夫可以任意处置她的生活乃至生命。她们没有人格：不是玩物，就是偶像；她们的才华使品德受到怀疑，她们的感情使忠贞受到怀疑，她们的欲望就是堕落的标志，甚至她们还被怀疑是否配有思想。男人就喜欢她们弱不禁风，毫无主见——除了可以毫不犹豫的跳井、绝食、上吊来显示“烈”。这束缚不单是形体上的，更是精神上的，让她们安忍顺从，甚至自觉把无价值的牺牲当作人格完善的必经之路。小说戏曲里好不容易塑照了几个大胆追求幸福的女性，还是要靠金榜题名、奉旨完婚来遮羞，即，被认可的仍然不是感情而是功利。

　　到底有这样一些女性，她们被锁在“不见可欲”的环境里——杜丽娘在自家花园里游玩一下还要受到斥责呢——聪慧与灵性让她们不能不对自己的处境产生了质疑，青春的律动又让她们萌发了冲动与向往。当她们不能获得正常的情感交流时，同病相怜者之间产生的爱恋，如《红楼梦》中的藕官药官，如本篇的女主人公，不仅使人同情，甚至是一种了不起的反抗与颠覆。她们不再无条件的认同法定的主宰者，摆脱了道德枷锁，满足感情的渴求。她们证实了自我的存在，展示了人性中固有的最真挚美好的一面。你不能说她们是不道德的，真正不道德的是不把女人当人看的社会。蒲松龄作为男权社会的一员，敢于写出她们的呼声，张扬她们的“情”，是多么可贵啊。

　　但是，这样的“情”必不为世所容。范十一娘比较天真，所以显得热烈、冲动、无所顾忌，封三娘却始终处于深刻的内心冲突之中。她与范的交往始终十分谨慎：反复叮咛“妾来当须秘密。造言生事者，飞短流长，所不堪受。”；在范家时“见人来，则隐匿夹幕间”。（这也反证了：如果是一般友情，根本无须这样忧谗畏讥），所有的突发事件都被她当作凶兆或预警。她苦心成全范的婚姻也是她思虑周密的表现。当她终于堕入孟安仁术中，她的预感成为现实，只能痛悔交加，断然离去。神通广大的狐女也逃不过这一劫，这可视为她潜意识中的自我惩罚，也是蒲松龄不能不安排的悲剧收场。世俗的力量太强大了，他本人也不能不对这种离经叛道之行表示否定，虽然有惋惜，有同情。浪漫主义作家也不能不向现实低头。但从小说结构来说，结尾余音袅袅，令人追缅，远胜于一夫二妇大团圆的俗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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