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在日理万机中，亲自过问了朝鲜战场上志愿军的俘虏管理工作。

　　一切从实际出发。一个方针性的转变提到了议事日程上。不久后，总政治部肖华副主任专程奔赴朝鲜，到昌城、碧潼调查战俘工作，并传达了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对外俘的政治工作应确立以反对战争、争取和平为主题，不要上大课，着重办好图书馆、俱乐部、管好生活。 接着，总政又发出一个文件，提出了“思想胜利，组织胜利”的新方针。这一方针的实际含义主要是:稳定思想，防止逃亡。战俘们随着收容时间的延长，他们的情绪越来越焦躁。因此，必须停止旨在改变其世界观的灌输式政治教育，改变呆板的管理方法，积极开展文化娱乐体育活动，多添书报，让他们通过阅读书报陶冶性情，实行自我教育，要办好伙食，让他们改善营养，增强体质;同时提倡俘管单位的工作人员要与战俘交朋友，使战俘们消除疑虑，生活得愉快。

　　为了保证这一方针的全面实施，原先俘管处与俘管团两级机关的两大职能部门，从性质到名称都作了更动。原来的审处科、审处股，改称为登记科、登记股，工作任务由对战俘的审查处理转变为对战俘各项情况的登记留档，为将来战俘的核查遣返作准备;原来的教育科、教育股则改为文娱科、文娱股，主要抓文化娱乐工作。

　　将阶级教育的主题改为争取和平的主题，这一适时的转变，使整个外俘管理工作顿时活跃了起来。

　　“反动分子”们笑逐颜开地由集训班回到了原来的中队;

　　美英战俘拥护和平委员会中央委员会和各战俘营分会相继成立;由战俘们自己选举主任和委员的俱乐部迅速产生;

　　由志愿军工作人员协助多国战俘联合编辑的油印杂志《走向真理与和平》转换内容与风格，消除说教味，办得更加生动活泼;

　　爱好不同球类的战俘组成足球队、垒球队、篮球队、橄榄球队、乒乓球队;爱好音乐的战俘成立了小乐队;爱好戏剧的战俘成立了小剧社;

　　天主教、基督教、犹太教、伊斯兰教的教友们举行宗教仪式的场所也重新作了安排布置，比原来有了明显的改善;

　　会做木匠活的战俘开办了木工房，先做大批木床，让伙伴们从朝鲜式的地炕上爬起来，睡上高铺;接着又做桌椅板凳和简易沙发，直到称得上工艺品的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和吉他，都能自己动手制作出来……

　　原来为了改变外俘世界观而煞费苦心又不得要领吃力不讨好的教育干部们，这一来都觉得有实事可做了。他们首先充当了为外俘开展文娱活动创造条件的服务员，开始终日奔忙起来，而且忙得心中踏实，又有乐趣。俘管处原教育科副科长张常瑾改任文娱科副科长后，带了一名助手，专程跑回北京和上海，采购文娱体育器材和书报杂志。当时，国内出版的英文读物比较少，有多少种就买多少种，包括《三国演义》、《红楼梦》、《水浒传》的英译本;而苏联出版的英文版图书则比较多，除马列经典著作，还有十八、十九世纪和当代的文学名著，他们便买了个够，多多益善。使张常瑾深感自豪的是，世界著名音乐家的作品唱片，从贝多芬、肖邦、莫扎特，到格林卡、柴可夫斯基、德沃夏克等等，当时只要国内有的，他都搜集到了。他还到上海订购了《密勒氏评论报》。在建国之初，这是国内出版的独一无二的英文刊物。该报由英国人创办，对中国革命取同情态度，1936年与1937年曾陆续发表过美国记者斯诺写的文章，最早报道了红色苏区和中国工农红军的真实情况，还发表了毛泽东同斯诺的长篇讲话全文和毛泽东头戴五星帽的第一幅戎装照片，引起过世界性的轰动。《密勒氏评论报》到了朝鲜战俘营后，为帮助美英战俘了解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产生了良好的作用。

　　俘管第一团的教育干事程冠法当年才20岁，本来就是部队的文艺骨干，一直喜爱文化艺术，他练书法，习绘画，上海解放之初，他的绘画作品就在《解放日报》上发表过。抗美援朝初期，他从上海的工作岗位上奔赴朝鲜，原以为参加志愿军进了俘管团以后，再也没有机会接触文艺了，没想到突然间转个弯，文化艺术居然可以替代马列主义而成为教育西方战俘的工具。由此，他便名正言顺地成了战俘团文娱活动的具体组织者，战俘们吹拉弹唱跳舞演戏编墙报办晚会搞球赛等之类乎最热闹的一套差事，他都积极参与;战俘们要演戏，缺乏服装道具，回国采办一时来不及，他就到朝鲜商店里去选购，东寻西找，居然还给他买到了几件苏联出产的布拉吉.款式时髦花色艳丽，几个美英小伙子穿上布拉吉，扎上花头巾，胸前塞两团毛巾，装扮成摩登姑娘上台献艺，惹得所有西方战俘观众疯狂地喝彩、鼓掌、跺脚、吹口哨，如醉如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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