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我当时以轻松口气做“自我清查”之后不久，北京一位叫张云义的军人一连几次来上海找我。他是当时北京一位副总参谋长的女婿，代表国防科委的王素之将军，动员我到军队工作，去北京。

　　这事使我很惊异。原来，王素之将军一度曾到上海领导过清查工作，知道我的一些情况，回北京后对我的政治判断和为人态度越来越有好感，执意要调我。

　　张云义先生说 ：“你受了很大委屈，但‘两个凡是’的问题在上层人事上比较复杂，考虑大局只能向前看了。军队调你，立即给你一个像样的级别，正团级，就是为你恢复名誉。”

　　听了这番话我被王素之将军的负责精神感动了。他只是来过这么一段，也没有再过问后来的事，却一直记着，尽自己所能，给一个远方的年轻人返还公道。

　　我对张云义先生说 ：“请代我谢谢王老，但调我却不必了。现在我已找到岗位 ：为中华文明的重建做点事。在这个岗位上，是否恢复那种名誉，并不重要。”

　　此后，张云义先生还来我家四次，他们调我之心一直未泯。

　　张云义先生一再警告我：“中国文人里最让人恶心的就是那些揭发专家，揭发过一次就会揭发一百次，因为除非你永远默默无闻，否则他们总会为过去的揭发感到不安全，所以一辈子不放过你。还是离开上海吧。”

　　我说：“你这么说我更不走了，历史还能听他们摆布？”

　　就这样，我留在上海了。

　　然而，我早已不想和那些揭发专家憋气。

　　我很明白，自己的经历和见闻，只是社会一小角。“文革”中受难的很多家庭，地位更高、落差更大、灾祸更深。

　　这就是我们脚踩的土地。

　　这就是我们民族的集体隐疾。

　　所谓集体隐疾，就是文化。

　　我们的文化本不应该这样。

　　我义无反顾，向文化走去。这次出发，与我报考大学时对“文化”的理解，已经完全不同。

　　个人的名誉确实已不重要。在整个民族的人格文化还没有重新建立的时候，个人的名誉算什么？

　　于是，故意不作任何洗刷，成了我深入文化领域的一个决绝举动，近似破釜沉舟。我让自己在屡屡传言中形象模糊，以便让仕途成为陌路。

　　这就是说，我让自己的文化行为，失去文化以外的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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