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却有很多朋友来访。他对他们，都很冷淡。这一点，与后来很多小说、戏剧描写的劫后重逢的喜悦全然不同。有时，我也依稀听到几句他们之间的对话——

　　“老余，那次批判会上的发言，是造反派强要我……”

　　“都过去了。这十年你也不容易……”

　　只有祖母还绕在那个问题上转不出来，那天终于问我爸爸：“你到底什么时候认识陈毅、陈丕显的？”

　　爸爸说：“我连一个区长都不认识。”

　　对于这样一类的常识性陷害，整整十年，那么多朋友都沉默着。我终于明白，爸爸为什么能原谅那几个造反派头头，却无法原谅那些朋友。

　　朋友应该知情，知情应该发言，在那么长的时间内说几句平实的公道话并没有太大的风险，而对当事人却是救命绳索。此刻灾难过去，他们现在正合力声讨那几个造反派头目，爸爸则背过脸，为晚年选择了孤独。

　　那天家里只有我和祖母在，听到敲门声。迎进来的是一腔安徽口音，两位先生来为我的屈死了十年的叔叔平反。他们高度评价了叔叔，又愤怒批判了他们单位的造反派，希望祖母能够“化悲痛为力量，加入新长征”。

　　我看了一眼祖母，突然发现，她眼里居然涌动着恰似一个年幼女孩被夺走了手中珍宝的无限委屈。此刻，祖母已经八十四岁。

　　老人的嘴唇抖动着，问：“他第一、第二次自杀后救活，你们为什么不通知我？”

　　没有回答。

　　过了好一会儿，来人说：“老太太，这是第一次文化大革命，大家都没有经验，等到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就好了……”

　　“你们还要搞？”祖母问。

　　“嗯。”

　　“什么时候？”

　　“再过七八年吧，主席说过。”

　　听说七八年后还有文化大革命，祖母算了算我爸爸的年龄，便把目光投向了我。

　　我立即笑着回答她的目光 ：“放心吧，阿婆，我比爸爸和叔叔都要强硬。”

　　我知道，对于十年蒙冤的爸爸和三度割脉的叔叔，我没有资格说这句话，却想借此对这位真正强硬的尊长作一种保证。我估计她会嘲笑我。

　　没想到她轻轻一笑说：“这我早就看出来了。”

　　“凭什么？”我惊喜莫名。

　　“凭你一个人离开上海，在没吃没喝的荒山上住那么久。有一股狠劲。”

　　我笑了：“吃喝还是弄得到，山也不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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