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听了爸爸对这个过程的叙述，头也晕了。“你这么一个小人物，怎么也碰不到上层政治啊。”我说。

　　“不，全连上了。那次批斗大会后，我的另一个老朋友张茂宏揭发，说‘文革’开始后不久我在路上对他说过，陈丕显打不倒。”

　　“你说了吗？”我问。陈丕显先生是文化大革命之前上海市的一位负责人。

　　“很可能说了。”爸爸说，“我在广播里听过他的报告，口气温和，也比较实事求是，不像是坏人。而且全部打倒了，这个城市谁来管？”

　　“你这是瞎操心。”这话我刚说出口就后悔了。爸爸并没有瞎操心，他只是在走路的时候与一位老朋友随口聊天罢了。

　　“他们说我既为陈毅翻案，又为陈丕显翻案，因此是刘少奇、邓小平的孝子贤孙。”爸爸说。我没想到爸爸头上已经压了那么多帽子。

　　这显然是中国源远流长的“文字狱”在现代的变种，可称之为“大批判文化”。这种“大批判文化”一旦与前面所说的“大揭发风潮”相遇合，其效果近似于核裂变。“大揭发”有本事把一丝风影说成铁证，“大批判”有本事把一声咳嗽判成大罪，结果，只要它们一联手，天底下任何人都有可能快速成为元凶巨恶、窃国大盗、杀人魔王。

　　爸爸的那些“老朋友”、“当年同事”突然热衷于揭发，已经使爸爸无招架之力；又不知从哪里闯进来这么一个戴黑边眼镜的圆脸矮个子男青年，核裂变立即形成。

　　其实遭殃的岂止是爸爸，当时中国的万里山河，几乎全都沦陷于由大揭发和大批判交融而成的灾难之中。

[上一篇]  [返回目录]  [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