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来对"忧郁"进行一番考古，不难发现，其实忧郁说到底并不是什么新东西，所谓太阳底下没有新东西。从古至今，从古代杜甫的诗歌（很多情况下，郭敬明的文字完全可以解释为一种感伤的现代诗歌）到中国近现代的文学，忧郁作为一种基本的气质流动于那些文字之中，忧郁也成为了人们描述文人骚客概率最高的形容词之一。20世纪30年代的郁达夫，朱自清更是杰出的代表。《背影》一文，实在是人们记忆深刻的典型文本。而《荷塘月色》就把这种忧郁渲染到了极致--文人心目中的最高理想氛围。在这两篇入选中学语文教材的著 名散文中，给学生们留下了这种感觉：文学的面目也许正是如此。这可能也是语文教育的一大失误，因为这之后语文教材之中并没有出现企图消除"文本抒情化"的那些小说，文学的标准也要成了是否有足够的情感。此为后话。

　　1980年代中后期出生的年轻人，号称独一代，在他们成长的任何一个阶段都深深地刻下了这种精神气质。

　　如果从最开始的地方说起，可能就是从小便处于一个人的境况，他们大多数是独生子女。在大城市里，父母还经常让他们学习各种技能，比如钢琴、外语等等，一个个都进入了补习班、强化班，使得这种"alone"状态维持了整个独一代的少年时光。

　　而当他们渐渐走出童年，进入青少年时期，以老狼、高晓松为代表的校园民谣成为了校园文化的一大特点，除却港台文化，这些本土的精神元素很快便打动了独一代。这不仅仅是因为校园民谣所表达的"忧伤"、"空灵"，其实也是文化传媒寻找到了"独一代"的精神特征。当年，老狼以一曲《同桌的你》轰动全国，登时成为了全国上下青少年的文化偶像，之后的专辑中，《恋恋风尘》、《睡在我上铺的兄弟》等等，以其优雅的气质和满怀伤感的嗓音，为这些正处于成长中的少年留下了深刻印象。那时候，"独一代"也许只有十来岁，而传唱于稍高于"独一代"的年龄层次的"哥哥姐姐"们口中的优美旋律，他们是如何也不能说不的。

　　很快，这些文化因素从流行音乐转移到了文学。最早的一批少年作家，如许佳、顾湘等等，更是受到了这些文化熏陶。顾湘那句"那些我们以为念念不忘的事情，就在我们念念不忘的过程中，被我们遗忘了。"被无数少男少女传诵，而郭敬明同学也在一篇文章中用这句非常哀伤的语句，作为了题记。（见郭敬明《青春，扬花，念念不忘》，春风文艺出版社"布老虎青春文学第一辑"。）而在郭敬明的另外一篇脍炙人口广为流传的散文《我们最后的校园民谣》中，开头的两段就足以说明郭敬明身上的"忧郁"气质从何而来：

　　我喜欢的音乐是两个极端--摇滚和校园民谣。我记得我第一次这么说的时候的确有人伸手过来摸我的额头看我是不是发烧。

　　我有六盘心爱的ＣＤ，《校园民谣１》，《校园民谣２》，《高晓松作品集》，以及麦田公司的红白蓝系列--朴树的白色孤独，叶蓓的蓝色忧伤和筠子的红色激情。

　　校园民谣这种音乐形式给了郭敬明极大的灵感和发挥空间，而稍稍年长的早期少年作家顾湘等又为郭敬明的文学之路铺下了奠基石。郭敬明是看着顾湘等早期少年作家的书成长的，这些早期少年作家的文风对郭敬明之后的文学道路影响至深。这样，从语文教材中的文人情怀，到校园民谣的谈谈哀伤，加上早期少年作家们的榜样，不仅形成了郭敬明的文学谱系传承，也营造了"独一代"特有的人文精神成长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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