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妻子的眼里，邓小平不是一个浪漫的丈夫，但却是一个深情实在的丈夫。

　　在工作人员的眼中，他们夫妻之间很少有卿卿我我的举动。

　　在孩子们的印象中，几十年从来没见父母亲红过脸，或者争论什么问题。

　　平时相处，卓琳爱说爱笑，邓小平往往只是听着，很少说话。

　　在太行山的时候，邓小平在前线，卓琳在后方，只有邓小平到后方开会的时候，两人才能见上一面。于是卓琳提出了一个要求，能不能每月给我写一封信。邓小平说，好，我写一封，让秘书印几十份，每月给你寄一封。卓琳只好说：算了。

　　５０年代，邓小平担任党和国家的领导职务后，就向妻子提出要求：不要到外面工作，不要出风头。妻子理解丈夫，支持丈夫的工作，尽职尽责地担起了全家人生活的担子，做自己份内该做的工作，从不干预政治上的事情。

　　“文化大革命”中，邓小平受到冲击。卓琳说，我是了解他的。一句话，道出了夫妻间无限的信任和理解。

　　在谪居江西的日子里，夫妻俩一起到工厂劳动，一起在自家住的院子里挖地、种菜。妻子身体不好，６５岁的邓小平成了家里的壮劳力，承担起了清扫、拖地、劈柴、砸煤之类的重活、累活。

　　每天上二楼的时候，经常是妻子一手扶着栏杆，一手由丈夫拉着上楼。妻子时常犯病，卧床不起。每当此时，邓小平总是为她端饭送水，细心照看。

　　１９７６年的天安门事件后，邓小平和卓琳被暂时分开了。两个人只有通过互递纸条来传递各自的信息。有一次，邓小平给卓琳一张纸条，什么都没写，卓琳也立即回一张白纸条。彼此心照不宣，以这种特殊的方式互报平安。

　　无论是战争年代的关山阻隔，还是和平时期的柳暗花明，夫妻间的那份理解、那份真诚、那份关爱从没有改变过。

　　邓小平爱家，孩子们恋家。

　　在孩子眼里，邓小平是一位好父亲，好爷爷。

　　邓小平曾经说，不搞争论，是我的一大发明。在家里，他也是如此。

　　他在家里说话不多，不当裁判，不断是非。孩子们吵架，他说：“到外边吵去。”他认为，“早晚都会过去。”

　　他关心子女，但从不说教。孩子们上学时，他每学期的期末都要看他们的记分册，每个孩子优点、缺点、性格特长，他都了解。但是具体的事情，他放手让妻子去管。

　　“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时，女儿邓林曾经问他：“我们该怎么办？”他回答说：“你们自己考虑。”

　　孩子们说，父亲从不给他们讲自己的经历，也不讲大道理，从来都是用自己的行动来影响他们。孩子们说九句话，他可能才说一句话。而这一句，往往凝聚了他一生的阅历和智慧，足以让孩子们思考很久。

　　邓小平很少用语言表达感情。但家人的事情他都装在心里。

　　在江西时，他们夫妇二人和继母省吃俭用，把省下来的钱作为孩子们的探亲路费和生活费。

　　那期间，他写的信比前几十年写的加起来还要多。女儿回忆说，从小到大几乎没见到父亲写过信。可在那个特殊的岁月，为了大女儿的婚姻问题，为了大儿子的治病问题，为了小女儿和小儿子上学的问题，他多次写信。字里行间，总是透出一个父亲的深情。

　　大儿子邓朴方到江西后，年近七旬的邓小平担负起了照顾儿子的责任，他每天都给儿子洗澡，翻身，换衣服，每件事都做得认真、细致。

　　在南昌的时候，工资停发了，改发生活费，当然比工资少了一大截。于是，邓小平夫妇和他们的继母三位老人就尽量节省开销。肉，孩子们在的时候吃，孩子们走后就尽量不吃；自己养鸡，好能有鸡蛋吃而不必花钱买；茶叶太贵，邓小平就不喝茶了；茅台酒，这个多年的习惯，改了，只喝江西本地产的非常便宜的三花酒，而且只在劳动回来的午饭时喝一小杯；烟，是邓小平的老朋友，一下子戒不了，就减量降档次，抽平装不带过滤嘴的，从过去的每天几十支减少到每天三四支。院子里有片空地，也不能浪费了，种上各种时鲜蔬菜，又可以省下一笔钱。

　　所有这些，都是为了多节省点钱，远在四面八方的孩子们生活困难，甚至连回南昌探亲的路费都不易筹措。省下来，给孩子们补贴一下。

　　还有什么比父母心中蕴藏着的情感更为神圣呢？

　　“父母的心，是爱的太阳。”如果把马克思的这段话用在邓小平身上，是不过分的。

　　饭桌是他们全家聚会的地方和信息交流中心，一家大小十几口人，分两桌吃饭。

　　在饭桌上，大家七嘴八舌，从国家大事到马路新闻，海阔天空，热闹非凡。

　　邓小平喜欢饭桌上这种轻松、活泼、融洽的气氛，他总是边听边吃，很少插话，也绝不会表态。

　　每顿的剩饭剩菜他都不让倒，下顿做成烩菜、烩饭，接着吃。他还常跟孩子们说：“不会吃剩饭的是傻瓜，我们全家都不当傻瓜。”

　　８月２２日，是邓小平的生日。每年的这一天，家里的亲戚都来聚会，不请外人。大家一起唱生日歌，孙子们和爷爷、奶奶一起吹蜡烛，爷爷、奶奶切蛋糕，爷爷给大家发寿桃；儿女们、孙子们去给爷爷敬酒。孙子们献给爷爷的礼物都是自己动手做的，当然爷爷掏红包的事情也是少不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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