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在长江三峡船上

     如果给政治上东山再起的人设立奥林匹克奖的话，我有希望获得该奖的金牌。——邓小平

　　１９９７年１月，在生命的最后一段时光，邓小平看到了中央电视台播出的关于他生平的文献纪录片。

　　那时，邓小平的身体已极度衰弱，但听到护士给他讲解片子的内容时，９３岁的老人脸上却露出了受到表扬而不好意思的神情。

　　从１９２０年１６岁时走出闭塞的四川盆地，沿着一条不起眼的渠江，走向长江，然后去拥抱大海，为中国寻找希望的钥匙，已经７０多年了。在邓小平波澜壮阔的一生中，既充满胜利的喜悦，也品尝过艰难、困顿和痛苦的滋味。

　　回首一生的风雨行程，我们不知道邓小平会有什么样的感慨。

　　不过，在不同场合，邓小平也确实表达过自己的感想，回顾过自己的苍茫心路。

　　１９２６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时，他把自己的人生目标写在了这份自传性的履历中。他说：“我已打定主意，更坚决地把我的身子交给我们的党，交给本阶级。”

　　他说——

　　我最紧张的时候，是１９４７年率领大军南渡黄河。

　　我最高兴的时候，是解放战争。

　　我最忙的时候，是１９５６年到１９６６年当总书记的１０年。

　　我最痛苦的时候，是“文化大革命”。

　　到迟暮之年，他说自己的心愿是争取活到１９９７年，到香港自己的土地上去走一走。

　　退休的时候，他说最大愿望是像普通人那样到街上去看一看，走一走。

　　１９９３年９月，在进入９０岁的一个秋天的日子里，邓小平和弟弟邓垦有过一次促膝长谈。从１６岁出门远游，他再也没有回过故乡，兄弟俩也很少见面。这一次，他们谈得很多，谈到家乡，也谈到中国的过去与未来，邓小平甚至还对自己的一些重大决策作了不少的回顾和评论，说到感慨处，他说了自己一生最浓烈也最真实的一个愿望——

　　“国家发展了，我当一个富裕国家的公民，就行了。”

　　回顾９０多年的心路历程，概括和表达方式或有不同，但这条心路却总是环环相扣、自然相接。其中的哪一段，似乎都无法回避和省略。

　　邓小平的一生，是２０世纪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的缩影。挫折与奋起并存的历史见证了邓小平起伏跌宕的人生。

　　而这一切，却都是从１９２０年离开家乡，沿着这条通往大海的长江，去寻求自己的人生和中国希望的那一刻开始的。

　　１６岁的邓小平，踏上了异国他乡的土地。法兰西的艰苦岁月，将稚气少年磨练成了百折不回的职业革命家。

　　晚年的时候，他曾经这样回忆自己在法国的感受：“那时才１６岁。当时勤工俭学，勤工就是劳动，想挣一点钱上学。但这个目标没有实现。我在法国呆了５年多，其中在工厂劳动了４年，干重体力劳动。我的个子小，就是因为年轻时干了重劳动。”“每当我能买得起一块羊角面包和一杯牛奶时我总是感到高兴。”“这样的生活，使我接受了马克思主义。”

　　风云激荡的中国为这个矮个子年轻人提供了广阔的舞台。

　　１９２７年，邓小平回国不久，就担任了中共中央秘书长；两年以后，２５岁的邓小平，只身赶赴左、右江地区开辟红色根据地，创建了红七军和红八军，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建者之一。在中国共产党内，这是并不多见的辉煌履历。

　　辉煌的历程总是伴随着艰辛和磨难。

　　从战火和险难中走来的邓小平，屡次与死神擦肩而过。

　　晚年的邓小平曾经对自己的历险作过轻描淡写的描述。他说：“我们在上海做秘密工作，非常艰苦，那是吊起脑袋在干革命。我没有照过相，连电影院也没有去过。我在军队那么多年没有负过伤，地下工作没有被捕过，这种情况是很少有的。但危险经过好几次。”

　　这里说的危险，一次是在上海中央做秘书长时，邓小平到一个秘密联络地点和罗亦农接头。他办完事刚从后门出来，巡捕便进前门抓人了，前后只差不到一分钟，结果罗亦农被捕。

　　还有一次，是长征到达陕北后的直罗镇战役中，子弹穿透了他身上披的在法国一道参加革命的兄长傅钟送给他的狐皮大衣，而他却安然无恙。

　　的确，这些惊险的遭遇，在邓小平的心中实在算不得什么，他一生很少对人提起。

　　被世人广泛关注的，却是他在政治上三落三起的特殊生涯。

　　面对一个又一个关于他三落三起的提问，他曾经这样解释：“人们都知道我曾经‘三下三上’，坦率地说，‘下’并不是由于做了错事，而是由于办了好事却被误认为错事。”

　　邓小平遭到的第一次错误批判，发生在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１９３３年，由于他坚持从实际出发，执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被临时中央作为“江西罗明路线”代表人物之一而打倒。和邓小平一起被打倒的还有毛泽东的弟弟毛泽覃以及谢唯俊、古柏。当时被称作“邓、毛、谢、古反党小集团”。邓小平的江西省委宣传部长职务被撤销了，还背上了“党内最后严重警告”的处分，被分派去做一个小小的巡视员，随后被派去重操当年在法国干过的旧业：编报纸，做《红星报》的主编。结婚不久的妻子也离他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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