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报纸将对诺林的审判称为“怪西人案”，它使上海的媒介十分着迷。当诺林夫妇在1932年7月2日开始绝食时，宋庆龄和杨诠还有沈钧儒都去南京监狱探望这对夫妇，然后给政府写信要求释放他们。一封信上这么说：“要是你们拒绝诺林们［被释放］的要求，迫使他们继续绝食，全世界革命和自由的舆论将会认为是国民党杀害了他们。这样屠杀他们便是与德国的纳粹完全一样了。”

　　虽然政府拒绝了他们的要求，但他们最终还是放弃了绝食，不过诺林夫妇都不承认有罪。他们坚定的态度，使众人眼里坚贞不屈的共产党员形象更加完美了：他们在拷打之下甚至不会吐露自己的姓名。

　　这一形象后来在小说和故事中继续存在，尤其是1949年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的作品里。如《红岩》描写了戴笠去世后的秘密特工，描写了共产党囚犯面对审讯“面不改色，心不跳”，双眼射出“冷峻”的目光。

　　而徐鹏飞（其真实人物是1934—1935年的上海站特工二组组长），在小说里被描写成心惊肉跳神经质的样子，以为只有用突然和极其残暴的方法，才能使这个秘密特务头子打乱一个“坚强”的犯人的从容不迫。

　　徐鹏飞暗自吃了一惊，像突然出现了不祥的征兆。那种旁若无人的气派使他感到棘手。他尽力排除涌向心头的杂念，盘算着：“对付这样的人，只有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才能摇撼他的意志，摘掉他那颗镇定的心！”

　　的确，大多数人在秘密警察酷刑的折磨下迟早会招供。但也许是他们对审讯的经历早有训练和准备，共产党囚犯似乎最擅长的是提供假情报来帮助其他的组织成员躲开。比如，往往一个共产党特工在侦察大队受刑，他会假装透露地方党组织的地址，但这个地址距离真正的地点有一两个路口之差。然后秘密警察就会对这个完全无害的地点发动突击，而那里与真的地点离得那么近，使真地点上的党领导警觉地安全转移到别处，等到秘密警察察觉出上当，为时已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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