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我仰药自杀并没有成功，给房东送进了医院。然而我怎么也没有料到，当我的生命已经走到尽头，只剩下短短一程时，在绝望的深渊中，竟遇见了我曾渴盼一生的、我的Danny Boy。

　　在圣汶生医院里，“香提之家”（Shanti House）的义工修女护士玫瑰玛丽对我说：“你现在不能走，还有人需要你的照顾。”她的话直像一道圣谕，令我不得不听从。出院后修 女玫瑰玛丽把我带进了“香提之家”，接受两星期的训练开始参加义工。不知为什么，韶华，我看到修女玫瑰玛丽穿上白衣天使的制服时，我就想到你，虽然她的身子要比你大上一倍，可是她照顾病人时，一双温柔的眼睛透出来的那种不忍的神情，你也有。我记得那次到医院去探望你，你正在全神贯注替一位垂死的癌症病人按摩她的腹部，替她减轻疼痛。我看见你的眼睛里噙着闪闪的泪光。

　　“香提之家”是一个AIDS病患的互助组织，宗旨是由病情轻者看护病情重者，轮到自己病重时，好有人照顾。除了专业的医护人员以外，经常到“香提之家”来上班的义工有三十多人，各行各业都有，厨子、理发师、教授，有位还俗的圣公会神父，他自己也是带原者，他常常替弥留的病人念经。还有几个亚裔义工，一位菲律宾人，他本来就是男护土，另外一位香港人是服装设计师，大家每天到格林威治村边缘的“香提之家”报到后，便各自到医院或是病人家里去服务。“香提之家”本身还有一家收容所，专门收容一些无家可归的末期病人，这所病患的中途之家就在东边第六街上。

　　第一个分派给我照料的病人便是丹尼，Danny O’Donnell，一个十八岁的少年。他进出圣汶生已有好几次，最后一次是因为急性肺炎，医生说他大概只有几个星期的存活期，所以转进了“香提之家”的收容所。先前看护他的义工自己病倒了，住进医院，临时由我接手。

　　我再也不会忘记，韶华，那是去年十二月的头一天，一个阴寒冰冷的下午，天上云层密布，纽约第一场大雪即将来临。我按着地址摸索到东边第六街，那是个古旧僻静的地段，街头有座小小的“忧愁圣母”天主堂，对街却是一所犹太教堂。收容所在街尾，是一幢三层楼公寓式的老房子，外面砖墙长满了绿茸茸的爬墙虎，把门窗都遮掩住，看起来有点隐蔽。收容所里三层楼一共有十五个安宁病房，只有两个男护士在忙进忙出。其中一个黑人护士看见我来报到松了一口气，说道：“感谢上帝，你终于来了，我们根本没空去照顾楼上的丹尼。”他说收容所里早上才死掉两个病人，他们一直在忙着张罗善后。黑黝黝的一幢楼里，每层楼我都隐隐听得到从那些半掩半开的房间里，传出来病痛的呻吟。楼里的暖气温度调得太高，空气十分闷浊。

　　丹尼的房间在三楼，面向街道，他一个人躺在靠窗的一张床上，他看见我走进去微笑道：“我以为你今天不会来了，吴先生。”他的声音非常微弱，大概等我等得有点不安起来。丹尼看起来比他实际年龄还要幼稚，他的头发剃短了，病得一脸青白，蜷缩在被单下面，像个病童。“我要喝水。”丹尼吃力地说道。我去盛了一杯自来水，将他从床上扶起，他接过杯子，咕嘟咕嘟把一杯水一口气喝尽，大概他躺在床上已经干渴了许久。“丹尼，你需要洗个澡。”我对他说。“我像只臭鼬，是吗？吴先生。”丹尼不好意思的笑了起来，他身上透着阵阵触鼻的秽臭，白色睡袍上渗着黄一块黑一块的排泄物。我到浴室里，把浴缸放上了热水，然后过去把丹尼扶下床，我让他将一只手臂勾着我的脖子，两人互相扶持着，踉踉跄跄，蹭入了浴室。我替他脱去脏睡袍，双手托住他的腋下，帮助他慢慢滑进浴缸。丹尼全身瘦得只剩下皮包骨，两胁上的肋骨根根突起，好像一层青白的皮肉松松地挂在一袭骨架上似的。他的背睡出了几块褥疮，已有了裂口，我用海绵轻轻替他洗擦，他也痛得喔唷乱叫，好像一只受了伤的呜咽小犬。折腾了半天，我才替丹尼将身体洗干净，两人扶持着，又踉跄走回房中。

　　受训期间，修女玫瑰玛丽教授我们如何替病人系扎尿兜，她说末期病患大小便失禁都需要这个宝贝，她那一双胖嘟嘟的手十分灵巧，两下就把一只尿兜绑扎得服服帖帖。我去向黑人护士要了一只尿兜替丹尼系上，他穿上白泡泡的尿兜仰卧在床上，一双细长的腿子撑在外面，显得有点滑稽而又无助，我禁不住笑道：“Danny Boy，你看起来像个大婴儿。”丹尼看看自己，无奈地叹了一口气。他洗过澡后，青白的脸上，泛起了一丝血色，他那双淡金色的眉毛下面，深深嵌着一双绿玻璃似的眼睛，削挺的鼻子鼻尖翘翘的，嘴唇薄薄，病前那应该是一张稚气未脱的清俊面庞，可是他的眼膛子却病得乌黑，好像两团瘀青，被什么重器撞伤了似的。丹尼的口腔长了鹅口疮，只能喝流汁，我喂了他一罐有樱桃味的营养液，最后替他重新接上静脉注射的管子，他需要整夜打点滴注射抗生素，遏止肺炎复发。医生说丹尼的T细胞只剩下十几个，免疫能力已经十分脆弱。“你明天还会来吧，吴先生？”丹尼看我要离开，有点慌张起来。“我明天一早就来。”我说，我替他将被单拉好。

　　傍晚外面开始飘雪了，走到圣马可广场上，雪花迎面飞来，我一连打了几个寒噤。每天到了这个时候，我的体温便开始升高，我感到我的双颊在灼灼发烧。可是韶华，我要告诉你，那一刻，我内心却充满了一种说不出的激动，那是我到纽约三年来，头一次产生的心理感应。在纽约三年，我那颗心一直是枯死的，我患了严重的官能失调症，有时四肢突然如同受到急冻，麻木坏死，变得冷热不分，手指被烫起泡竟也没有感觉。可是那一刻，当我把丹尼从浴缸里抱起来扶着他那羸瘦的身子，一步一步，挣扎回转房间时，我心里突然涌起了一种奇异的感动，我感到我失去的那些孩子好像一下子又都回来了，回来而且得了绝症垂垂待毙，在等着我的慰抚和救援。我替丹尼接上点滴管子时，我看到他两只臂弯上由于静脉注射过于密集，针孔扎得像蜂窝一般，乌青两块。望着床上那个一身千疮百孔的孩子，我的痛惜之情竟不能自已。那晚独行在圣马可广场的风雪中，我感到我那早已烧成灰烬的残余生命，竟又开始闪闪冒出火苗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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