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好说歹求了卢先生半天，他才调起弦子，唱了段《薛平贵回窑》。我没料到，他还会唱旦角呢，挺清润的嗓子，很有几分小金凤的味道：十八年老了王宝钏——听得我不禁有点刺心起来。

　　“人家王三姊等了十八年，到底把薛平贵等着了——”卢先生歇了弦子，我吁了一口气对他说，卢先生笑了一笑，没有做声。

　　“卢先生，你的未婚妻是谁家的小姐呀？”我问他。

　　“是罗锦善罗家的。”

　　“哦，原来是他们家的姑娘——”我告诉卢先生听，从前在桂林，我常到罗家缀玉轩去买他们的织锦缎，那时他们家的生意做得很轰烈的。卢先生默默地听着，也没有答话，半晌，他才若有所思地低声说道：

　　“我和她从小一起长大的，她是我培道的同学。”卢先生笑了一下，眼角子浮起两撮皱纹来，说着他低下头去，又调起弦子，随便地拉了起来。太阳偏下去了，天色暗得昏红，起了一阵风，吹在身上，温湿温湿的，吹得卢先生那一头花白的头发也颤动起来。我倚在石凳靠背上，闭起眼睛，听着卢先生那咿咿呀呀带着点悲酸的弦音，朦朦胧胧，竟睡了过去。忽儿我看见小金凤和七岁红在台上扮着《回窑》，忽儿那薛平贵又变成了我先生，骑着马跑了过来。

　　“老板娘——”

　　我睁开眼，却看见卢先生已经收了弦子立起身来，原来早已满天星斗了。

　　有一阵子，卢先生突然显得喜气洋洋，青白的脸上都泛起一层红光来。顾太太告诉我，卢先生竟在布置房间了，还添了一床大红丝面的被窝。

　　“是不是有喜讯了，卢先生？”有一天我看见他一个人坐着，抿笑抿笑的，我便问他道。卢先生脸上一红，往怀里掏了半天，掏出了一封信来，信封又粗又黄，却是折得端端正正的。

　　“是她的信——”卢先生咽了一下口水，低声说道，他的喉咙都硬住了。

　　他告诉我，他在香港的表哥终于和他的未婚妻联络上，她本人已经到了广州。

　　“要十根条子，正好五万五千块，早一点我也凑不出来——”卢先生结结巴巴地对我说。说了半天我才解过来他在讲香港偷渡的黄牛，带一个人入境要十根金条。卢先生一面说着，两手却紧紧地捏住那封信不肯放，好像在揪住他的命根子似的。

　　卢先生等了一个月，我看他简直等得魂不守舍了。跟他说话，他也恍恍惚惚的，有时一个人坐在那里，倏地低下头去，自己发笑。有一天，他来吃饭，坐下扒了一口，立起身便往外走，我发觉他脸色灰白，两眼通红。我赶忙追出去拦住他。

　　“怎么啦，卢先生？”

　　他停了下来，嘴巴一张一张，咿咿呜呜，半天也迸不出一句话来。

　　“他不是人！”突然他带着哭声地喊了出来，然后比手画脚，愈讲愈急，嘴里含着一枚橄榄似的，讲了一大堆不清不楚的话：他表哥把他的钱吞掉了，他托人去问，他表哥竟说不知道有这么一回事。

　　“我攒了十五年——”他歇了半晌，嘿嘿冷笑了一声，喃喃自语地说道。他的头一点一点，一头花白的头发乱蓬蓬，不知怎的，我突然想起卢先生养的那些芦花鸡来，每年过年，他总站在菜市里，手里捧着一只鲜红冠子黑白点子的大公鸡，他把那些鸡一只只喂得那么肥。

　　大概有半年光景，卢先生一直茶饭不思，他本来就是个安静人，现在一句话也没得了。我看他一张脸瘦得还有巴掌大，便又恢复了我送给他打牙祭的那碗冒热米粉，哪晓得他连我的米粉也没胃口了，一碗总要剩下半碗来。有一个时期，一连两个礼拜，他都没来我们店里吃饭，我以为他生病，正要去看他，却在菜场里碰见了他的房东顾太太。那个湖北婆娘一看见我，一把揪住我的膀子，一行走，一行咯咯地笑，啐两声，骂一句：

　　“这些男人家！”

　　“又有什么新闻了，我的顾大奶奶？”我让她揪得膀子直发疼，这个包打听，谁家媳妇偷汉子，她都好像守在人家床底下似的。

　　“这是怎么说？”她又狠狠地啐了一口，“卢先生那么一个人，也这么胡搞起来。您家再也猜不着，他跟什么人姘上了？阿春！那个洗衣婆。”

　　“我的娘！”我不由得喊了起来。

　　那个女人，人还没见，一双奶子先便擂到你脸上来了，也不过二十零点，一张屁股老早发得圆鼓隆咚。搓起衣裳来，肉弹弹的一身。两只冬瓜奶，七上八下，鼓槌一般，见了男人，又歪嘴，又斜眼。我顶记得，那次在菜场里，一个卖菜的小伙子，不知怎么犯着了她，她一双大奶先欺到人家身上，擂得那个小伙子直往后打了几个踉跄，噼噼啪啪，几泡口水，吐得人家一头一脸，破起嗓门便骂：干你老母鸡歪！那副泼辣劲，那一种浪样儿。

　　“阿春替卢先生送衣服，一来便钻进他房里，我就知道，这个台湾婆不妥得很。有一天下午，我走过卢先生窗户底，听见又是哼又是叫，还当出了什么事呢。我垫起脚往窗帘缝里一瞧，呸——”顾太太赶忙朝地下死劲吐了一泡口水，“光天化日，两个人在房里也那么赤精条条的，那个死婆娘骑在卢先生身上，蓬头散发活像头母狮子！撞见这种东西，老板娘，您家说说，晦气不晦气？”

　　“难怪，你最近打牌老和十三幺，原来瞧见宝贝了。”我不由得好笑，这个湖北九头鸟，专爱探人隐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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