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只绣花鞋》作者张宝瑞与冯成平茶楼对话：谈文化饥渴

　　张宝瑞简介

张宝瑞

　　张宝瑞，诗人、小说家、书画家、社会活动家。1952年8月23日出生，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新华社编审，金蔷薇文化沙龙主席，中外名人书画家协会副主席。1970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主要从事小说、戏剧、诗歌等创作。目前已出版30多部著作，其中有26部长篇小说，是文革手抄本主要代表作家，著有《一只绣花鞋》、《梅花党》、《龙飞三下江南》等。根据《一只绣花鞋》改编的电视剧《梅花档案》,成为中国首部红色悬疑剧, 收视率名列前茅,荣获全国电视剧风云奖。他还是我国当代大陆武侠小说代表作家，代表作《醉鬼张三》、《八卦掌董海川》、《太极奇侠传》、《东归喋血记》、《形意游侠录》等。他着力挖掘人性的长篇小说《你到底想要什麽？》、《人为谁活着？》、《夜香》、《走投无路》等也受到读者的欢迎。他还编剧上演电影《醉鬼张三》；电视连续剧《梅花档案》、《秘密列车》、《儿童城-中国独生子女启示录》、《神医朱丹溪》等；多部作品获奖并被译为英、日、泰等国文字在海外出版。

　　冯成平简介

冯成平

　　文化商人，管理治国论坛坛主，曾用名冯成略，曾在新闻界、体育界、社科院、党校、人事部、企业等相关部门供职。1973年11月28日出生于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建始县官店镇。1995开始涉足商业圈。曾创办广东科氏纸业有限公司，在市场上推出了“唯一不缩水的纸”一举成功。1999年开始转向理论研究，担任中共中央党校学习时报公共关系室主任。组织参与策划、编辑、发行《落日的辉煌——17、18世纪全球变局中的“乾坤”盛世》图书，该书被理论界称之为“2000年一道亮丽的政治风景线”。2003年真正确认了自己“文化商人”的目标，推出2006年国内管理界最具影响力的一部作品《红色管理——向中国共产党学管理》一书。创办西门文化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与人民出版社合作策划出版《奥林匹克宣言》等。提出“管理治国”的大思路，并通过“管理治国论坛”、三色管理体系，以及管理沙龙等多种模式进行探索。

　　新浪读书：文化饥渴是什么样的文化态势？是中国文化所特有的么？

　　张宝瑞： 因为最近中国档案出版社出版了我与冯先生的对话集《文化饥渴》，才引发了这场访谈。我觉得文化饥渴是一种文化常态，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特性。人类社会诞生以来就存在“文化饥渴”的问题，人类社会在不断耕耘之中，就是不断克服饥渴，又产生新的饥渴，社会就是这样向前发展。“文化饥渴”的概念的定位是常态，而不是特殊时态，就是任何时候都有“文化饥渴”，或者说人们对于“文化饥渴”是永远没有办法完全满足的，永远需要寻找新的精神食粮；这不是中国读有独有的状态，是世界性的，但表现的内容和形式不同。就我的人生主线来说，经历了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八十年代，一直到现在，每一个年代的“文化饥渴”有不同的表现。我1952年出生在北京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在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初期文化饥渴的表现基本上是单方面的封闭的教育，接受的多是拾金不昧助人为乐等观念的教育，这种教育有利有弊，它总使人看到光明，而看不到另一面。因此在以后走上社会遇到不同层面时，就容易困惑。那时候对于“文化饥渴”还表现在对知识的更多渴望。我的童年、少年时期是在北京东单喜鹊胡同的一个神秘的大院里面渡过的，我母亲给我买了很多连环画，包括《复活》、《红与黑》等，对我的影响特别大，奠定了我以后从事文学创作的基础。六十年代中期，文化革命爆发了，对我的冲击特别大，我觉得这个世界好像崩溃了，我最心爱的老师被打成右派分子，带上牌子，我最崇拜的老师，打成“日本汉奸”等。文化革命的十年，1966年到1976年，这是中国历史上文化专制主义最严重的时期，这种文化饥渴是另一种文化饥渴，可以说是全面的、深刻的、非常残酷的文化饥渴，这是特殊时期的文化饥渴。那时候文字狱横行，每天睡觉之前得反省一下我今天说了什么，怕说错话了。我在工厂里面，有一个工人写了一首诗“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就被打成反革命分子，当时就是这么一个扭曲的年代。那时候饥渴也有对优秀文化的渴求，我的表哥和阿英的孙子是同学，他向这个同学借了大批的书。我还有一个同学，叫邢曙明，他父亲是局长，有很多藏书，我如饥似渴，每次借十本来看。这个时期我几乎通读了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其中有一本《成功之路》，有两句话给我印象非常深刻，一句是“不要为了摘取远处的红玫瑰，而踏碎脚底的白菊花”，非常深刻，就是人不能好高骛远，必须得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也不能喜新厌旧。第二句话也很深刻，“不要因为峭壁是高的，而让你的理想和爱情坐在峭壁上”，人生立志于为人民、为国家做贡献，要坚定地走下去，有志者事竟成，自强不息的精神一直贯穿着我的人生之路。我从小就有一个以天下为己任的思想，一个人活在社会上，要有社会责任感。前一段时间我们开过一个文学研讨会，有一个女作家不同意这个观点，她说文学就是娱乐，什么“铁肩担道义”，我不去管它。我驳斥了她这个观点，我说你作为作家就得有社会责任感，你写出的作品是给谁看的，主要是给青少年看的，就得对他们负责。文革中，当中国社会主流文化被八个样板戏和《金光大道》、《艳阳天》少数作品所统治的时候，人民群众不满足这些文化，因为文化饥渴，所以地下文学作品开始活跃，手抄本应运而生，这是历史的产物。 当时手抄本流行有三百多种，我写了二十多种。，其中有《一只绣花鞋》、《梅花党》、《落花梦》、《绿色尸体》等。当时我在北京铁合金厂当生产班长，我通过讲故事来调动大家干活的积极性。每当要干活儿的时候，就结一个扣子(留一个悬念)，比如说，“欲知龙飞性命如何，咱们且听下回分解。大家抄家伙儿干活1”这样讲了十年。我写第一稿，别人又去抄，拿探蓝纸抄三份，我讲的故事，通过口口相传，不断加工。手抄本是当时解决人民群众文化饥渴的一种形式，流传了很多年。这世间，许多东西都可以没有，但是伟大的文学作品和真实的历史记载是不朽的！中国历史上南北朝时期尽管发生两次废佛焚卷事件，但是隋末的有志僧人静琬在北京京西石经山毅然发起石刻佛经运动，历经隋唐辽金元明一千余年，经数万僧人的磨砺，终于完成石刻大佛经，成为世界佛教史上一件惊天动地的壮举，云居寺也被誉为“北京的敦煌”。秦始皇可以“焚书坑儒”，“烟雨骊山君子仇，咸阳四百六十丘”，但“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司马迁可以忍受宫刑，但是著出了辉煌的《史记》。我觉得，这就是文革手抄本的真正意义所在！同时，我也是在手抄本的创作中成长起来，形成了在那种困难的境遇和重体力劳动的重压下的精神动力，以至于在1978年以初一的文化基础考取了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如今我已经发表了二十多部长篇小说，1991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新浪连载：

文革手抄本：一只绣花鞋

　　(编辑：生华)